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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ao Zhu13 novembre 加拿大温哥华转机签证(transit visa)问题 我现持美国F-1签证(现已过期,我12月回国后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要重新申请F-1 visa)。今年12月10日从旧金山经温哥华转机去北京;明年1月1日从北京经温哥华转机回旧金山。我现在美国申请加拿大的transit visa,12月10日去温哥华转机时需要。 我想问的是:1月1日从北京再次经温哥华转机到旧金山,还需要重新申请transit visa吗?上次的transit visa继续有效?还是我要在北京拿到美国的F-1签证之后再去加拿大使馆重新申请温哥华的transit visa? 当时买机票时不知道加拿大转机需要transit visa,现在后悔死了。加拿大使馆上面的信息也不是很确切! 提前谢谢各位的帮助! 27 ottobre Questions for Mark Yudof -- Big Man on Campus (New York Times)
By DEBORAH SOLOMON Published: September 24, 2009 As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the most prestigious of the state-university systems, you have proposed that in-state tuition be jacked up to more than $10,000, from $7,788. Are you pricing education beyond the reach of most students? In 2009, U.C. adopted the Blue and Gold Program, guaranteeing that no student with a family income below $60,000 would pay any fees, and this guarantee will continue in 2010. That’s the short answer. U.C. is facing a budget shortfall of at least $753 million, largely because of cuts in state financing. Do you blame Governor Schwarzenegger for your troubles? I do not. This is a long-term secular trend across the entire country. Higher education is being squeezed out. It’s systemic. We have an aging population nationally. We have a lot of concern, as we should, with health care. And education? Already professors on all 10 U.C. campuses are taking required “furloughs,” to use a buzzword. The word “furlough,” I recently read, comes from the Dutch word “verlof,” which means permission, as in soldiers’ getting permission to take a few days off. How has it come to be a euphemism for salary cuts? How did you get into education? Some people feel you could close the U.C. budget gap by cutting administrative salaries, including your own. When you began your job last year, your annual compensation was reportedly $828,000. What about your housing allowance? How much is the rent on your home in Oakland? Does U.C. pay for that on top of your salary? Why can’t you have architecture students repair the house for course credit? Do you raise a lot of income from private donations? Why can’t you raise money, too? What about Hollywood people? Do they just give to U.C.L.A. at the expense of the other campuses?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idea that no administrator at a state university needs to earn more than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400,000? --------- 这是New York Times的记者对UC President Mark Yudof的一个interview. 现在他基本上引起全UC的公愤了,看看他是怎么为自己的政策辩护的。 17 ottobre 【王选青年学者奖专题报道】寻“根”究底 上下求索:记青年学者郭大立【编者按】2008年,为支持北京大学建设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培养具有卓越创新能力的后备骨干人 才,促进学校教学科研事业的大力提升,王选教授的夫人陈堃銶教授代表王选教授和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捐资1000万元人民币在北京大学设立“北京大学王选 青年学者奖励基金”,用每年的收益奖励校本部理工科教学科研单位在教学岗位和科研工作中做出重要贡献并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青年教师。
源自北大,回馈北大, 是王选教授生前所倡导的一贯宗旨。他的卓越贡献和高风亮节,是对北京大学光荣传统和优良学风的发扬光大,也是他留给北大人最宝贵的财富。“北京大学王选青 年学者奖励基金”的设立,将为青年学者的学术研究提供及时的资助,同时也将成为青年学者们潜心钻研的精神鼓励。
经过全校理工科各院系的精心推荐和学校严格评选,数学科学学院史宇光和城市与环境学院郭大 立获得了首届王选青年学者奖。学校人事部、基金会和北大新闻网联合推出了“王选青年学者奖专题报道”,以激励全校青年教师,在王选先生精神的感召和鼓舞 下,勇攀高峰、不断进取,续写北京大学学术成就的辉煌!
翻土、挖根、剖根……这可不是在干农活,这是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教授郭大立在做研究工作。小麦色的皮肤诉说着风吹日晒工作的辛苦,鼻 梁上略厚的眼镜显露着这位青年学者的勤奋钻研。作为研究生态系统生态学、根系及共生菌生态学和地下生态学的学者,郭大立的工作很多时候是和植物的根打交 道。就像树根一样,他默默地扎入自己的研究领域,内敛而沉静地生长着。
他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专业:“我觉得与生态学专业结缘是幸运的,一方面可以搞研究,一方面也可以四处跑跑,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他勤恳地进行着自己的工作:“人如果选择了干一件事,只要坚持干下去,最终一定会有成果,关键在于选择之后以什么样的态度和精神去做。”
他不断地提醒着自己的研究:“科研不能光是好看,不能光发表文章,还要真‘能用’,有实际应用价值,做点预测,并能经受历史的考验,对后人有启发。”
从细处入手:“Small is big”
1962,美国女学者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在美国问世,它那惊世骇俗的关于人类环境危机的预言,一时掀起人类对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60年代,由国际科学联合会 (ICSU)组织,70多个国家参加的国际生物学计划(International Biological Program)开始执行,将生态学的发展推向了以生态系统研究为核心领域的新阶段。所以,作为一门学科,生态系统生态学大概已经有五六十年的历史,它主 要从物质循环、能量流动的研究思路出发,强调生物与环境的整体系统性。目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保护自然的重要性,生态系统生态学也在生 物学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生态系统生态学是一个很大的范畴,许多投身这个领域的专家学者都会有自己的研究角度。在做博士后之前,郭大立更多的是做大尺度上的研究,比 如森林的破坏、火灾对土壤养分空间格局的影响等。在过去五年时间里,郭大立主要从事地下生态过程,尤其是树木根系构型、生理、周转等方面的研究。说起当初 选择将植物的根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郭大立说,一方面是考虑到想选择一个更实在的研究对象,“植物的根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这方面的 研究还有很多空白,研究者也不多。
“我一直很敬佩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威尔逊,他在《大自然的猎人:生物学家威尔逊自传》中建议年轻人选择空白、冷门,冷门反而机会多。他自己也是选择将蚂蚁作为研究对象,一辈子投入其中,跑遍了世界各地,是这方面的世界顶尖专家。他对我的影响很大。”
鉴于根系最先端的根尖在生态系统物质循环中扮演重要角色,郭大立花很大力气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细小的根的寿命,以期通过研究根的死亡律来探 究大气碳转化为土壤碳的速率。郭大立介绍道:“大概在10年前,有人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把世界上所有直径小于2毫米的根的总生物量全算出 来了,在别人的研究基础上,这位学者预测这些根每年死一次。如果这样算来,植物每年生长量的三分之一用于这些小根,伴随着这些根的死亡,将是大量的碳回归 到土壤。我们知道,土壤是一个巨大的碳库,其中所蕴含的碳的量是大气中的两倍,因此土壤库的微小变化都会对全球的碳平衡造成影响,如果这位学者的预测是准 确的,那么根通过死亡向土壤输入的碳几乎可以抵消燃烧化石燃料所产生的碳。”
郭大立对此存有怀疑。通过研究,他首先阐明了根系死亡率测定方法中的两种主要方法——微根管法和碳同位素法——之间的区别,并发现植物根的 死亡周期远没有一年那么短,由此他认为全球根周转向土壤输入的碳的量可能只有前人估计的30%左右,这一结果最终得到同行的较高评价。同时,他发现那些很 小的根,事实上差别很大,它们就像树枝一样分叉,而且分很多级,不同的分叉,寿命差别很大。通过研究不同分枝等级的细根的寿命和解剖结构,郭大立成功定义 了树木细根系统中的功能性模块,明确提出细根系统先端的前2到3个分枝等级的根为吸收根,解决了长期以来无法准确准定吸收根的困难。
对于为何选择如此细微的根作为研究切入点,郭大立说:“这和植物地上部分的研究选用叶子作为切入点类似,这些最小的根是根系中最活跃的根, 它们在植物吸收养料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也是更新最快的根,不断地向土壤输入碳。我们现在的最新研究表明直径小于0.5毫米的根的生命周期大 概为一到二年,比这粗的根都能活很多年。”
也许是受了威尔逊研究小小蚂蚁的影响,郭大立也相信“small is big”。“这些小东西数量极其巨大,因此造成的影响是极其显著的。以前虽然同行中也有共识,但做的不多。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能把地下这个‘黑箱’看得更明白点。”
“预测性是我们做研究的目标之一”
郭大立很喜欢读书,也对书中一些学者的“金玉良言”印象深刻。他说他很欣赏Jacques Barzun的话:真理就是可以拿来预测未来的知识。“预测性是我们做研究的目标之一,我们很难做到100%预测准确,但总得对个一两回。”为此,郭大立 很看重自己所做研究是否“能用”。“知识要能做预测,研究中的发现要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些几十年前发表的文章对我至今仍有启发,我希望自己也能写些经 久不衰的文章。”
郭大立说,生态学的知识完全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3年前,北大园林部的同志来找他,反映未名湖北岸的柳树正在死亡,郭大立就运用自己所学给柳树“诊脉”。“我给提了两点,那些柳树不是染病就是移栽不成功,所以建议他们换种其他树种。”这当然是一个小例子。
有一次,郭大立带着学生到内蒙古塞罕坝野外实习,当看到山坡上枯死的数排落叶松树苗时,郭大立反而面带笑容,这令学生们大感意外。原来那片 草原是四百毫米等降水量线以内的地区,年降水也就三百多毫米,而且那个坡恰好在阳坡,蒸发又大,栽树必然是不活的。郭大立早知此事,认为栽树之人违反自然 规律,强行种树来换取国家的资金,对此极为不满。“近几年,我们观察到局部地区在草原上种树,这是不科学的。过去十年,国家在生态建设上投入了1万亿,如 何将钱花得更有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我们希望通过研究,指导科学种树,避免浪费。”
在未来的几年中,郭大立计划开展中国北方森林草原交错带半干旱区水资源和生态系统管理方面的研究。“水资源对植物的生长至关重要,尤其是在 我国西北部。比如我们观测到内蒙中部的达里湖,它的水源补给主要是浑善达克沙地的地下水,但近年来湖面下降厉害。我们想从土壤系统出发,研究如何合理用 水、保水。”过去三年,依托北京大学塞罕坝地球环境与生态系统定位站,郭大立所带的研究小组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基础工作,郭大立相信这方面的工作不仅将产生 一系列高质量的文章,也将为中国北方生态系统管理、水资源管理,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和工程方案。
作为对植物根系研究的自然延伸,郭大立还将把基础研究领域扩展到土壤碳循环,重点研究土壤碳循环对全球变化(包括大气及土壤持续升温,土壤 水分胁迫的不断加剧,大气氮沉降等)的响应。土壤碳是目前全球变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也是一个难点。根与土壤碳的关系非常密切,“目前大家把什么地方有多 少土壤碳基本搞清楚了,但这些碳处于什么状态,是否稳定,温度升高、降雨变化对土壤碳有什么影响,都不清楚,可以说是‘a total mess’。”
郭大立对这种messy fields(混乱的领域)的兴趣是因为“混水才能摸到鱼”。在科研工作中,“水至清则无鱼”,越是混乱不清的地方越需要科学家去探索、去发现、去理清思 路。2009初,郭大立开始了他的第三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从植物凋落物(死亡的叶片及根等)与土壤碳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出发,探索中国温带亚热带主要 森林生态系统土壤碳的稳定性的调控因子。最近,他又获得了五年来的第四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计划从2010年起在热带地区研究植物的功能属性对土壤碳稳定 性的影响。凭借这方面较为扎实的基础,郭大立有信心在这一领域取得更大进展。
“坚持是最重要的因素”
在郭大立的人生经历中,“坚持”一词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他既为自己曾有的几次“不坚持”、“不定心”而懊悔,也为很多次的坚持而庆幸。
1988年,郭大立通过高考的筛选进入南京农业大学土壤与植物营养学专业学习。“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觉得挺失望的,不知道学了土壤学会有什么 用,而且当时也不能换专业。到了二年级就想,要学就学好吧。家里人也说‘行行出状元’,就专心学习,本科毕业后顺利保送到中科院读研。”
硕士毕业后,郭大立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做项目官员,一次偶然的触动让他有了出国继续深造的念头。“当时有一个搞农业经济的专家,经常出国访问,我就经常帮助他办签证。然后我就有了一个朴素的想法:还是做专家好,可以出国开眼界,并且有人帮忙打点。”郭大立笑着说。
1997年,郭大立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我当时就是心不定,那时正值互联网兴起,于是和几个搞计算机的朋友一起做 互联网,但后来觉得不适合自己就放弃了。到了博士三年级,导师对我说:‘你需要在毕业之前发表一篇文章。不然你要考虑一下毕业之后上哪儿去。’这个是个很 现实的问题,当时我就被点醒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郭大立发奋刻苦,熬夜苦读,所幸最后发表的文章不错,他顺利地申请到了博士后。这个经历给郭大立很大 的启迪:“一旦你钻进去,而且还有一点小成果后,就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有意思。所以我也常常跟我的学生讲,坚持是最重要因素。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兴趣在哪,你 就找你能做好的事情,你善于做的事情,然后坚持做,一旦进入轨道,并且取得成绩之后,你就会乐在其中、欲罢不能。”
7年后,郭大立学成归国。踏上阔别多年、变化巨大的故土,郭大立面前困难重重,也有点不适应。一方面,对他来说工作环境等都是陌生的,另一 方面生活工作条件有限,“买第一台电脑、第一台打印机、第一件家具……我甚至不知道买菜讲价钱。住的地方晚上施工吵闹得很,也睡不好觉。”当时,北大城市 与环境学院的方精云院士就以一句“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来劝勉郭大立。“现在想想,当时就是熬过来的。不过,人的气质也是这样锻炼出来的。”郭大 立笑着说。
从事地下生态过程的研究,就免不了要跑野外。从2005年起,每年夏天,郭大立都要花两个月时间,带着学生深入地头,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大兴 安岭、小兴安岭、长白山、内蒙古、山西、云南、海南等地。“有些研究不能呆在办公室里,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挖根’,这样才能对根有感觉。第一手的感觉很 重要。”野外的生活环境毕竟不像大城市,有一次郭大立带着学生到内蒙古一个镇上住宿,屋子里有上百只苍蝇,那晚他们就与苍蝇“共眠”,还有流血流汗、遇上 迷路什么的,就更不用说了。“挖根的时候经常是趴在地上的,所以一天下来腰会很疼。”不过乐观的郭大立对野外工作的辛苦满不在乎:“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呆久 了,我就着急。”郭大立享受着在刨根过程中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
多年在生态系统生态学,尤其是植物根系研究方面的辛勤耕耘与积累,使得郭大立在近几年收获颇丰,并有望在不远的将来收获更多的果实。“我很 喜欢北大的科研氛围,不急功近利,让我可以有经验、方法、知识上的积累,然后去做有价值的问题。我也希望我的研究行为本身可以创造价值,比如培养学生,教 会他们独立思考,锻炼科学素养,这样的社会意义不亚于科研本身产生的价值。这也是我选择来北大教书的重要原因。”
自2004年到北京大学任职以来,郭大立共发表SCI论文11篇,其中9篇的影响因子在3.0以上,6篇在4.0以上,论文被引用130次 以上,2009-2010年还有望发表6-8篇高质量的文章。“北京大学第七届青年教师教学演示竞赛”理工科一等奖第一名、2008年“北京大学教学优秀 奖”、“中国植物学会先进青年科技工作者”、“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等诸多荣誉见证了他在“小小根尖”上的“大作为”。
在郭大立眼里,生物学是一门有趣的学科。它是“unrestricted science”(非限制性科学),在研究中与化学家、地理学家、古生物学家等合作是常有的事;生物学的特点让你跟着问题走,问题的解决需要什么方法就得 用什么方法,而不是会什么方法做什么问题。“You have to go wherever the question leads you!”带着寻根问底的执着,郭大立在科学研究的征途中上下求索,他用坚持不懈的追求诠释对这个专业的热爱,用踏踏实实的专注演绎一个科研工作者的本 色。
编辑:李娜 知秋 日期: 2009-10-16 信息来源: 新闻网记者 沈叶 --祝贺郭老师!! 13 ottobre 饶毅:从“美国梦”到“中国梦” (转载)饶毅 1962年出生,江西人,著名生物学家,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
饶毅2007年从美国全职回国,被看成是新时期归国潮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美国有个典型的说法,叫“美国梦”:一个赤手空拳的移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美国的环境中,获得某个方面的成功。
这个美国梦,不仅用来激励移民和普通人,也用来说明美国体制对于个人发展的优越性。
我希望,本世纪的华人能创造一个“中国梦”:全体华人,不分地域、国籍,集体努力建设一个群体幸福的中国,以中国的实践为世界提供新的模式。
在这个前提下,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回国:失去的是以个人成功为标准的“美国梦”,获得的是以个人与群体共同幸福为自豪的“中国梦”。
在这个前提下,我也希望归国者和国内的人成为同志:摒弃以关系为导向的旧习性,建立以事业为导向的新文化,携手并肩共同探索新道路。
如果大家携手并肩,有可能以中国为基点推动人类进步。
我记得,文革末期,我生活的江西南昌连蔬菜都要定量,肉类已经极其缺乏多年,中秋月饼也要定量,每年春节才有按家庭人口供应的所谓“年货 ”,不过是目前的常见食品腐竹、香菇、木耳、冰糖等。通过中国人民30多年的努力,中国不仅远离经济崩溃的边缘,而且能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起飞。我相信, 中国还能在其他方面取得了不起的成就。
中国的进步并非无可挑剔,应该欢迎继续批评。中国有时还有退步。比如,我回国后才知道现在有的大学的政治课所要求的科目比文革时期还多,十 分令人不解。显然,中国大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培养从政者,政治课更不能比文革时期还多。中国的缺点当然不止这一点。但是,正因为中国的进步有限、不如意处 还很多,所以才需要吸引更多的人、需要支持和鼓励更多的人做好各方面工作。
毋庸讳言,许多人出国的一个原因是以为美国代表人类发展的理想。这样的想法,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出国的华人中大概不是少数。而如果纵观世 界历史、依据客观事实进行深刻的思考,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可能:中国诸子百家的文化基础、包容传统,结合中西的理性思维,为人类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能不同 于受宗教极大影响的西方模式,也许优于西方的模式。
中国的缺点众目睽睽,好像从来不乏国内外的批评。中国的优点,有些却没有得到冷静的挖掘。有位尚未回国的学者说:如果中国可以自由买卖枪 支,将比美国乱很多。我想说:如果美国没有宗教,腐败和道德问题可能比目前中国还多。一个不依赖宗教而建立了道德体系的文化,是世界上非常突出的成就。
很多海外华人批评中国的问题,有些非常中肯。但是,与其在国外批评、抱怨,不如在国内批评、在国内扎扎实实做工作。在国外批评勇气不需要很 多,而且起的作用不大。在国内,目前还没有人能像梁漱溟、马寅初那样有脊梁。在国外不是不能为中国做事,但不如在国内做的多。目前,还没有人能赶上“两弹 一星”时期科学家,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下却为中国做出很重要的贡献。
中国肯定应该改进缺点。但是,批评中国的华人,也不妨想想西方是否有些根本性质的问题没有解决。宗教问题就是一个例子。宗教对美国的影响, 远大于一般华人能理解和接受的程度。迄今为止、以及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没有一个美国总统是不信基督教的(而且除了一个天主教徒外,其他都是新教徒)。华人 批评中国有些事情过分政治化,不无道理。但是,同样的华人,有几个要求自己的子女不屈服于公众压力而拒绝在中小学经常宣誓(pledge of allegiance)、拒绝用带有“上帝以下的国度”(one nation, under God)的誓词?
这样的说法有些华人为美国开脱成不重要的表面文章,其实是表明宗教势力强大。我曾在芝加哥参加过一个上千人的中学生科学竞赛,开场竟然也要 用同样的宣誓,我坐下来拒绝宣誓,成为全场的异数,而其他人无论是否信上帝,都没坐下。这样的宗教影响,对个人还有很多潜移默化的作用,对国家长期的副作 用,也常常有例子。美国宗教势力不懈地压制生物课讲进化论,不断创造名目不同的神创论名词塞进正规教育体系。美国对非犹太基督教国家的态度,没有脱离宗教 的潜台词。
毋庸赘言,如果和西方相比,中国在许多方面还落后、甚至很落后。但是,如果我们努力,中国不仅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而且也可能在多方面超越西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道德诸方面。在科学技术和教育方面,中国也将在学习、吸收的基础上,探索超出西方的模式。
中国还有很大的问题没有解决。尚未通过艰难的坎,既有勇气问题,也有具体怎么过的问题,但是,中国已经从近代最严重的外忧内患(日本入侵、 文化大革命)中走出。中国还有人权问题,但是中国近年只有进步没有退步。而布什当任总统期间美国的人权退步到践踏几十年前签订的《日内瓦公约》。奥巴马也 慑于国内压力,并没有向伊拉克人民、向世界道歉当年美国国家对联合国撒谎、对国际公约的肆意曲解。
我认为,中国诸子百家的文化根本是优点。中国不热心侵略是优点。中国不依赖宗教来约束人民是优点。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根本上优于西方经宗教深 刻改变后的传统。中国的诸子百家,是民主、平等、和平、理性的探讨。没有宗教的吓唬人,没有强求他人信自己才能得救,没有故意以谎言、欺骗为基础。在美国 的生活告诉我,宗教在西方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影响,消失将相当缓慢。宗教的负面影响去除的过程,会慢于中国现有的主要问题和各种大毛病改变,而且会慢很多。 海外华人并不能影响美国宗教副作用是否消失、多快消失,而回国来参与工作,却可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but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我们今天可以说:“不仅要问中国还有什么问题,而且要问你可以为中国解决什么问题” (ask not only what problems China has, but also what problems you can solve for China)。 01 ottobre 回国:全身归属和全心参与(饶毅) 出国二十二年后回国,对我来说,两个原因最重要。
首先,回国落实了归属,与自己内心认同的国度和人民共度酸甜苦辣的生活,我也希望后代与中华民族同呼吸。
其次,回国参与中国的发展,将自己的工作融入祖国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使人生有高于个人的意义,和祖国共命运。
归属:与中华民族同呼吸是个人的幸福
在国外,难有完整的归属。在仍然存在或明或暗的种族藩篱的现实世界,并没有“世界公民”,归属感与国家民族紧密相关。
归属感不仅对于出国留学的人重要,对于后代也很重要。没有归属感的人生,即使成功,也不幸福、或不健全。至少我希望我的子孙能避免这样的问题。
我有个偏见,即使儿子在外国做得再好,但和中国无关,我会觉得很有缺憾。带他一道回国,让他在一般学校读书、而不是英文学校学习和成长,更好地融入中国。也带他到我小时候待过的农村,希望他更多了解中国。不少人认为国内教育对后代不好,我认为,回国对孩子是好事:国内教育种种问题无一大于失去健全的归属之问题。
参与:与祖国共命运是个人的愿望
我一直希望对中国有所贡献,无论大小。但在国外期间,很难全心参与中国的发展。
我在留美十年后想好:不准备退休后回国,而要在事业活跃时期,对中国有所贡献,不回国时就可以做些事情,如果回国会在50岁以前。其后十几年,我和一些朋友用部分时间在中国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事情即使很小,也希望起到良性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国内工作的经历,最终体会到若想做的更好,应该全时回国,否则会成为中国和正在发生的历史剧变的旁观者。
作为科学和教育工作者,在中年回国,我希望自己国内的研究好于在国外阶段的。我将继续的科学生涯会积极探讨问题、摸索道路,不追求一时的观瞻,即使几十年做不出自己满意的工作,也至少知道自己切实地努力试过有趣、重要的工作。
我也将尽力推动良性变化,发现其他人的潜力,发挥其他人的作用。动态的中国需要很多人发挥作用,在指数增长曲线的前期做好一些铺垫工作,能为中国以后发展提供基础。
发展中国科学和教育,需要很多人努力。每个人不必依赖行政职位一样可以有影响,所谓“匹夫有责”:一个人回国,即使只做研究,也能通过自己的工作方式,建设中国学术的微环境;提建议、咨询,写文章、发言,也可能起一定作用;不仅自己做事,也还在道义上和实质上支持其他人做事,让不良风气逐渐后退,促进更多的进步。
回国工作:坚持原则是基本要求
中国的环境仍需改进,体制尚需改革。
回国后工作不可能一帆风顺。
要珍惜国家和很多人对归国人员的支持。这些支持,比以前多少代国内和回国的人都好很多。这些支持,需要克服阻力、承担责任。
学术上,应该和大家努力迈向根本的目标:重要的发明、重要的发现、重要的贡献。要突破肤浅的标准,要不怕有些人看不到他们所崇拜的短期结果而给沉下心来做学术的人喝倒彩。
令人不快的事情肯定会有,但是也比以前有改进。条件落实不够快,但是比西南联大时期没有条件要好多了;出现莫名的黑枪,但是比六十年前倒在真枪下的遭遇要好多了;有人射出了各种冷箭,但是比五十年前反右批斗要好多了;友人误伤或因一时情绪而不顾相同理念闹意气,比四十年前文革中家庭揭发好多了…。
时下遇到很多问题,我们需要坚持原则。要批判性地建设而不能简单地抱怨;要忍辱负重而不能和坏事同流合污;要发展具体的局部但不能小集体土围子主义;要有正义感为下级利益说话但不能为了掌声而迁就;要有脊梁但不是单纯对抗上级;要做实事但不能为了讨好外行;要联合理念相同的人但不能因为个人情绪造成内耗…
我相信,不同时期归国的学者和国内学者团结起来,建立有良好规范的学术群体,以事业为导向,各尽所能,一定能在本世纪内使中国的学术和教育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发展,而且能推动人类的进步。
《光明日报》2009年10月1日 25 settembre 回家(12/10/2009--1/1/2010)今天刚刚订了机票。打了好几次代理电话,都说特价票(<$800)要等等看。正好发现expedia有一个还算能接受的价格,就直接订了。 12月10日走,1月1日回来,来回都在Vancouver(温哥华)转机,Air Canana, $792 roundtrip 中间计划抽出一周时间去深圳和广州看看。除了北京和安庆,其他地方估计就没有时间去了。 24 settembre 明朝那些事儿 终于看完了明朝那些事儿,每本都是一口气看完的。其实从小就很喜欢历史,只是自从大学以来就没怎么看“课外书”了。现在PhD也终于快读完了,可以多看些“课外书”了。 很喜欢里面的结束语: 成功只有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 06 settembre 丁仲礼院士谈气候变化谈判议题:用科学数据捍卫国家发展权[科学时报 王静报道]2009年底,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本次会议将是一次对各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会议,世界主要经济体国家将以气候变化为话题,继《京都议定书》之后通过谈判对温室气体的减排作出新的安排。
CO2减排的方案,实际上是对各国经济发展结构或格局进行的一次调整。在这次谈判中,中
国将面临巨大压力,需要应对来自发达国家越来越高涨的要求减排的压力。而中国正值经济发展高峰时期,目前的发展阶段决定了不可能创造一夜之间减排的神话,
若承诺减排,势必影响经济发展速度乃至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因此,在本轮谈判中,中国在减排问题上作何姿态?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应对来自多方的减排谈
判围剿?又该怎样争取排放权,赢得国家的发展权?最近,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带领课题组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撰写了《2050年大气CO2浓度控
制:各国排放权计算》一文(发表在《中国科学D辑:地球科学》2009年第39卷第8期1009~1027页),不仅找到了发达国家CO2排放各历史阶段
的详尽数据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而且为本次谈判争取我国的发展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排放权即发展权
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无一不是通过工业的高速发展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而工业的高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CO2的大量排放。
丁仲礼课题组查证发现,有史以来,发达国家都出现过人均CO2排放的高峰期。美国在
1973年、英国在1971年、德国和法国在1979年分别达到人均排放高峰。其后,开始略有下降或基本保持不变。在高速发展过程中,美国在
1901~1910年的人均CO2年排放增长率平均为5.04%,德国在1947~1957年为9.89%,日本在1960~1970年高达
11.98%。也就是说,任何国家从不发达进入发达这一发展过程中,无一例外地出现了一个人均CO2排放高峰期的现象。因此,要发展就难免不排放,排放问
题本质上就是发展问题,排放权即发展权。
然而,如今正值发展中国家努力发展经济的时代,发达国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便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由提出了CO2总量减排的方案,其背后有着深厚的政治经济背景。
人们或许不知道,IPCC关于CO2浓度的升高将导致全球气温升高2.5℃的预估,只是
一部分气象学家通过多个模式模拟计算结果的平均值。这种可能性在科学界尚存在诸多争议与质疑,并非一个公认的绝对肯定发生的事件。如有地质学家认为,地球
温度的变化与太阳活动有关,与地球经历的冰期和间冰期也有直接关联等等,并非完全由人类活动所引起,即人类活动不是地球温度升高的唯一起因。截至目前,世
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位科学家真正弄清楚了地球温度升高所有因素之间的权重关系。但“人类活动导致地球温度升高”得到了广泛宣传,并为全社会所接受,从而成为
各国之间的政治外交议题。
丁仲礼说:“将温度升高与大气中的CO2浓度严格对应起来,在科学上缺少坚实依据。”
发达国家何以将气候变化需要减排CO2作为谈判话题?何以将一个在科学上存在争议的问题
推上谈判桌?“醉翁之意不在地球温度的升高,而在控制他国经济形态”。其真实意图为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固化全球各国现有贫富格
局,从而为本国谋求更多利益。国人有必要在更深层次了解情况,只有在谈判中争取更多的排放权,才能捍卫国家的发展权。
人均累计排放最体现公平、正义原则
地球空间无疑是人类的一个公共系统,大气则是人人享有的公共资源,其中任何物质的使用或
分配亦属天赋人权,包括向其中输入的成分,也应体现人人均等,方可体现世界的公平与正义。因此,大气中CO2的含量,有必要算一算历史账,看一看各个国家
人均累计排放的数量,才能确定各国未来应怎样控制排放量。
丁仲礼课题组统计研究显示,各国人均累计CO2的排放量随经济的增长而增长。发达国家在
1960年,人均累计排放量已很高。其中,美国为234.48tC(吨碳),英国为177.17tC,加拿大为149.49tC,法国为73.56tC。
而中国从1900年到2005年,人均累计排放量为24.14tC,大致相当于美国或英国1900~1907年这8年的人均累计排放量。
与此相对应, 中国截止到2005年,人均GDP值还远未达到发达国家在1960年已达到的水平。日本虽然到1960年的人均累计排放只有22.31tC,但与其经济快速发展同步,人均累计排放到2005年已增加了4.16倍。
如果大气温度升高与CO2排放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控制大气中CO2的浓度是每个国家必
须承担的历史责任,也应落实《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责权关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世界资源研究所统计,大气中现存CO2
排放中,约70%至80%是由发达国家产生的。富裕国家在排放总量中占主要部分,从工业化时代开始所排放的每10吨CO2中,约有7吨是发达国家排放的。
英国和美国的人均历史排放量约达1100吨CO2,而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水平分别为66吨和23吨。因此,一个自然的结论是: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直接导致了
地球气温的升高。
可是,发达国家在向地球空间排放了上百年温室气体后,导致了一个预想的可怕后果,现在却
强烈要求发展中国家与其一起共同承担历史责任。众所周知,美国作为长期碳排放的第一大国,拒绝了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且表示在《京都议定书》到期后重
返谈判桌必须携带附加条件:中国提出减排目标。英国紧随其后,在2008年6月27日,由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主持的《打破气候变化僵局:低碳未来的全球协
议》在日本东京发布,报告指出:“为了避免极端气候风险,所有国家都应调整其国民经济结构并减少CO2排放量,仅仅有发达国家的承诺是不够的。”
完全不承担历史责任,何等霸道!
国际谈判的责任体系是“配额”
人类排放到大气中的CO2,造成大气浓度的升高,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设定一个排放控制的浓度,人类排放的CO2额度即可设定。但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减排方案,都应该在这个额度中做文章。
丁仲礼介绍,国际上对控制大气CO2浓度的途径,目前有两大类观点,一类强调减排,另一
类强调排放配额分配。前者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宣传。虽然这两种途径没有本质区别,都以降低排放强度为目的,但在操作层面上,二者有很大不同:减排以某年为基
准,此后逐年减少排放量;排放配额则以某个时间段为单位,分配此时间段内各国可排放的额度,至于如何实现最终排放不超过此额度,则可由各国灵活掌握。谈判
中,如果以“减排”作为谈判议题,并由此构建国际责任体系,就势必会掩盖各国历史排放与人均排放的巨大差异。只有把排放配额分配作为谈判议题,才能在公平
正义的原则下,充分考虑历史和现实诸因素,才能体现“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和公平正义准则。
谈判桌上的话语表达,其背后是各国经济利益的保护措施,而谈判策略与技巧来自于科学研究
的角度和深度。丁仲礼课题组研究表明,当国际气候框架与美国国内经济发展出现冲突时,气候政策亦开始了以保障国内经济发展和企业利益的调整,美国关于全球
变化的研究也针对这些调整,不断修正研究方向和关注重点。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领导者,并为国际全球变化研究作出了卓越
贡献。但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开始改变:老布什政府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行动迟缓;克林顿政府所实施的是在国际上积极、国内消极的
气候政策;而小布什政府在全球变化问题上表现得更为犹豫,在国内指示有关部门开展有关“全球变化与全球变暖是否真正存在”、“《京都议定书》将大多数国家
排除在协议之外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是否可以有《京都议定书》之外的把‘全世界’纳入减排事务中的温室气体减排方案”等研究,从而构建起有利于美国经济
发展的《京都议定书》的替代方案——《晴朗天空与全球气候变化行动》。
故此,中国有必要争取在谈判桌上用配额说话,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G8方案隐含极大不公平
2009年7月,在意大利召开的G8领导人会议上,发表了一份温室气体减排宣言,提出到2050年全球CO2排放量减少50%,G8国家则减少80%的方案。表面上看发达国家的减排力度不小,但其中隐藏着一个极难被人觉察的真正的不公平。
丁仲礼课题组通过计算发现,这项建议从百分比看,G8国家对于碳排放目标似乎贡献很大,可如果以1990年为基准,并以人均累计排放计算,G8国家1900~2050年的人均累计排放总共为356.58tC,其他国家人均累计则只有59.95tC,差别达6倍之多。
1990年,全球总排放为5.79GtC,其中G8国家排放2.87GtC。到2050
年,全球排放将减到2.895GtC,其中G8国家为0.574GtC。1990~2005年,G8国家已累计排放46.83GtC,2005年他们的总
排放为3.06GtC,如果他们从2005年的3.06GtC均匀减到2050年的0.574GtC,则将累计排放80.49GtC,因
此,1990~2050年的累计排放为127.32GtC,如果以2005年的人口计,人均累计排放为146.94tC。
用同样方法计算,其他国家2006~
2050年将累计排放150.62GtC,1990~
2005年已排放54.08GtC,则1990~2050年的累计排放为204.70GtC,人均累计排放为36.24tC。也就是说,G8国家
1990~2050年人均累计排放将是其他国家的4倍。
丁仲礼认为,G8国家的这个建议如作为国际公约生效,必将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不平等条约。
中国不妨主动出击
中国目前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时期,能源需求旺盛,减排难度不小。这是发达国家发起攻击中国的一个目标点。但在谈判中,中国作为世界大国,有必要担负起大国的责任,则可要求以“人均累计排放配额”为议题展开谈判,并有可能变被动为主动。
丁仲礼课题组还根据1900~2050年的应得配额数、1900~2005年的实际排放量、2005年的排放水平、1996~2005年排放量平均增速这4个客观指标,将全球大于30万人口的国家或地区分为4类进行了研究计算。
一为已形成排放赤字的国家,美、加、澳、英、德、法等发达国家在此列,其中还包括一些产油国和前苏联国家。
二为排放总量需降低的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但日、韩、意等国在此列。
三为排放增速需降低的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尼等在此列。中国1999~2005年平均增长率达8.81%,但占全球2006~2050年总排放配额的30%以上,这是中国手中掌握的最有利的一张牌。
四为可保持目前排放增速的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巴西等国在此列。
丁仲礼说:“如果以2005年人均排放和1996~2005年人均排放增长率为出发点,
计算结果为:中国到2035年达到人均排放高峰,人均年排放达日本2005年的水平——2.62tC,中国2005年的人均排放为1.15tC;如果从
2035年到2050年,中国的人均排放降到法国2005年的水平——1.69tC,并考虑人口增长率,中国2006~2050年的总排放量模拟值为
126.97GtC,超过应得配额不多,可以用生物圈固碳抵消,而且这个估计留有余地。因此,在谈判中,中国若以‘人均累计碳排放’发言,完全可以做到进
退有据。”
丁仲礼课题组提供和计算的这些数据,让人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看清了某些发达国家暗藏的杀
机,也看到了全球各国碳排放的未来空间。如果国际社会真正能在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下,通过配额控制碳排放,中国既可以争取更多的排放权,也可以在谈判过程
中主动出击,以攻为守,破解某些国家难为中国的游戏,从而在国际事务上,树立严谨、负责的大国形象。
27 agosto PhD students (or visiting PhD students) positions available in Cheng Lab at UC Santa Cruz替我们lab做个广告,今天我刚刚更新了Cheng Lab的网页 http://people.ucsc.edu/~wxcheng/ 我们lab已经连续三年没有招到graduate students了,虽然都发了offer,但三个美国女生和一个男生分别去了UC Berkeley, Davis, Santa Barbara. 从综合实力来说,我们学校和program都比不上这三个UC(还有其他的一些美国学校),但我们有我们的优点啊: 无与伦比的校园风景和气候,super nice的老板,区位也还不错吧....老板打算2010年Fall Quarter招两个学生,最好一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现在我们的经费还算不错,有DOE, USDA, Kearney Foudation支持,Weixin年底还要申请NSF和USDA的funding.... 如果是中国同学对我们lab感兴趣,想来读PhD(一般平均support $1,500/month)或者做1-2年的访问学生(教育部出$1,000/month, Weixin 说他还可以酌情出一部分support),可以先直接和我联系,这样可以方便你很多。 23 agosto 达尔文和他改变的世界http://www.bio.pku.edu.cn/culture/forum/2009-08-22.377.html
《科学文化评论》第6卷 第4期(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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