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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ao 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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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ao Zhu

13 novembre

加拿大温哥华转机签证(transit visa)问题

我现持美国F-1签证(现已过期,我12月回国后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要重新申请F-1 visa)。今年12月10日从旧金山经温哥华转机去北京;明年1月1日从北京经温哥华转机回旧金山。我现在美国申请加拿大的transit visa,12月10日去温哥华转机时需要。

我想问的是:1月1日从北京再次经温哥华转机到旧金山,还需要重新申请transit visa吗?上次的transit visa继续有效?还是我要在北京拿到美国的F-1签证之后再去加拿大使馆重新申请温哥华的transit visa?

当时买机票时不知道加拿大转机需要transit visa,现在后悔死了。加拿大使馆上面的信息也不是很确切!

提前谢谢各位的帮助!
27 ottobre

Questions for Mark Yudof -- Big Man on Campus (New York Times)


Jason Madar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By DEBORAH SOLOMON

Published: September 24, 2009

As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the most prestigious of the state-university systems, you have proposed that in-state tuition be jacked up to more than $10,000, from $7,788. Are you pricing education beyond the reach of most students?

In 2009, U.C. adopted the Blue and Gold Program, guaranteeing that no student with a family income below $60,000 would pay any fees, and this guarantee will continue in 2010. That’s the short answer.

U.C. is facing a budget shortfall of at least $753 million, largely because of cuts in state financing. Do you blame Governor Schwarzenegger for your troubles?

I do not. This is a long-term secular trend across the entire country. Higher education is being squeezed out. It’s systemic. We have an aging population nationally. We have a lot of concern, as we should, with health care.

And education?
The shine is off of it. It’s really a question of being crowded out by other priorities.

Already professors on all 10 U.C. campuses are taking required “furloughs,” to use a buzzword.
Let me tell you why we used it. The faculty said “furlough” sounds more temporary than “salary cut,” and being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s like being manager of a cemetery: there are many people under you, but no one is listening. I listen to them.

The word “furlough,” I recently read, comes from the Dutch word “verlof,” which means permission, as in soldiers’ getting permission to take a few days off. How has it come to be a euphemism for salary cuts?
Look, I’m from West Philadelphia. My dad was an electrician. We didn’t look up stuff like this. It wasn’t part of what we did. When I was growing up we didn’t debate the finer points of what the word “furlough” meant.

How did you get into education?
I don’t know. It’s all an accident. I thought I’d go work for a law firm.

Some people feel you could close the U.C. budget gap by cutting administrative salaries, including your own.
The stories of my compensation are greatly exaggerated.

When you began your job last year, your annual compensation was reportedly $828,000.
It actually was $600,000 until I cut my pay by $60,000. So my salary is $540,000, but it gets amplified because people say, “You have a pension plan.”

What about your housing allowance? How much is the rent on your home in Oakland?
It’s about $10,000 a month.

Does U.C. pay for that on top of your salary?
Yes, and the reason they do that is because they have a president’s house, it needed $8 million of repairs and I decided that was not the way to go. Why the heck would I ever authorize $8 million for a house I didn’t want to live in anyhow?

Why can’t you have architecture students repair the house for course credit?
Let me ponder that.

Do you raise a lot of income from private donations?
We don’t do it in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The focus is campus by campus: Santa Cruz or U.C.L.A.
or Berkeley or San Diego, Davis. They have their own development offices, and I’m there to — some of the things I do very well. I smile, I shake hands, I tell jokes.

Why can’t you raise money, too?
I’m out there hustling, but I go where the chancellors invite me. Otherwise they get upset.

What about Hollywood people? Do they just give to U.C.L.A. at the expense of the other campuses?
I don’t know where they give. I’ve only met a few. I met Marg Helgenberger from “C.S.I.” at a dinner for Nobel laureates. I don’t know how either one of us got invited, but I enjoyed that, sure.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idea that no administrator at a state university needs to earn more than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400,000?
Will you throw in Air Force One and the White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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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New York Times的记者对UC President Mark Yudof的一个interview. 现在他基本上引起全UC的公愤了,看看他是怎么为自己的政策辩护的。

17 ottobre

【王选青年学者奖专题报道】寻“根”究底 上下求索:记青年学者郭大立

【编者按】2008年,为支持北京大学建设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培养具有卓越创新能力的后备骨干人 才,促进学校教学科研事业的大力提升,王选教授的夫人陈堃銶教授代表王选教授和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捐资1000万元人民币在北京大学设立“北京大学王选 青年学者奖励基金”,用每年的收益奖励校本部理工科教学科研单位在教学岗位和科研工作中做出重要贡献并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青年教师。

源自北大,回馈北大, 是王选教授生前所倡导的一贯宗旨。他的卓越贡献和高风亮节,是对北京大学光荣传统和优良学风的发扬光大,也是他留给北大人最宝贵的财富。“北京大学王选青 年学者奖励基金”的设立,将为青年学者的学术研究提供及时的资助,同时也将成为青年学者们潜心钻研的精神鼓励。

经过全校理工科各院系的精心推荐和学校严格评选,数学科学学院史宇光和城市与环境学院郭大 立获得了首届王选青年学者奖。学校人事部、基金会和北大新闻网联合推出了“王选青年学者奖专题报道”,以激励全校青年教师,在王选先生精神的感召和鼓舞 下,勇攀高峰、不断进取,续写北京大学学术成就的辉煌!

翻土、挖根、剖根……这可不是在干农活,这是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教授郭大立在做研究工作。小麦色的皮肤诉说着风吹日晒工作的辛苦,鼻 梁上略厚的眼镜显露着这位青年学者的勤奋钻研。作为研究生态系统生态学、根系及共生菌生态学和地下生态学的学者,郭大立的工作很多时候是和植物的根打交 道。就像树根一样,他默默地扎入自己的研究领域,内敛而沉静地生长着。

他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专业:“我觉得与生态学专业结缘是幸运的,一方面可以搞研究,一方面也可以四处跑跑,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他勤恳地进行着自己的工作:“人如果选择了干一件事,只要坚持干下去,最终一定会有成果,关键在于选择之后以什么样的态度和精神去做。”

他不断地提醒着自己的研究:“科研不能光是好看,不能光发表文章,还要真‘能用’,有实际应用价值,做点预测,并能经受历史的考验,对后人有启发。”

从细处入手:“Small is big”

1962,美国女学者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在美国问世,它那惊世骇俗的关于人类环境危机的预言,一时掀起人类对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60年代,由国际科学联合会 (ICSU)组织,70多个国家参加的国际生物学计划(International Biological Program)开始执行,将生态学的发展推向了以生态系统研究为核心领域的新阶段。所以,作为一门学科,生态系统生态学大概已经有五六十年的历史,它主 要从物质循环、能量流动的研究思路出发,强调生物与环境的整体系统性。目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保护自然的重要性,生态系统生态学也在生 物学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生态系统生态学是一个很大的范畴,许多投身这个领域的专家学者都会有自己的研究角度。在做博士后之前,郭大立更多的是做大尺度上的研究,比 如森林的破坏、火灾对土壤养分空间格局的影响等。在过去五年时间里,郭大立主要从事地下生态过程,尤其是树木根系构型、生理、周转等方面的研究。说起当初 选择将植物的根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郭大立说,一方面是考虑到想选择一个更实在的研究对象,“植物的根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这方面的 研究还有很多空白,研究者也不多。

“我一直很敬佩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威尔逊,他在《大自然的猎人:生物学家威尔逊自传》中建议年轻人选择空白、冷门,冷门反而机会多。他自己也是选择将蚂蚁作为研究对象,一辈子投入其中,跑遍了世界各地,是这方面的世界顶尖专家。他对我的影响很大。”

鉴于根系最先端的根尖在生态系统物质循环中扮演重要角色,郭大立花很大力气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细小的根的寿命,以期通过研究根的死亡律来探 究大气碳转化为土壤碳的速率。郭大立介绍道:“大概在10年前,有人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把世界上所有直径小于2毫米的根的总生物量全算出 来了,在别人的研究基础上,这位学者预测这些根每年死一次。如果这样算来,植物每年生长量的三分之一用于这些小根,伴随着这些根的死亡,将是大量的碳回归 到土壤。我们知道,土壤是一个巨大的碳库,其中所蕴含的碳的量是大气中的两倍,因此土壤库的微小变化都会对全球的碳平衡造成影响,如果这位学者的预测是准 确的,那么根通过死亡向土壤输入的碳几乎可以抵消燃烧化石燃料所产生的碳。”

郭大立对此存有怀疑。通过研究,他首先阐明了根系死亡率测定方法中的两种主要方法——微根管法和碳同位素法——之间的区别,并发现植物根的 死亡周期远没有一年那么短,由此他认为全球根周转向土壤输入的碳的量可能只有前人估计的30%左右,这一结果最终得到同行的较高评价。同时,他发现那些很 小的根,事实上差别很大,它们就像树枝一样分叉,而且分很多级,不同的分叉,寿命差别很大。通过研究不同分枝等级的细根的寿命和解剖结构,郭大立成功定义 了树木细根系统中的功能性模块,明确提出细根系统先端的前2到3个分枝等级的根为吸收根,解决了长期以来无法准确准定吸收根的困难。

对于为何选择如此细微的根作为研究切入点,郭大立说:“这和植物地上部分的研究选用叶子作为切入点类似,这些最小的根是根系中最活跃的根, 它们在植物吸收养料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也是更新最快的根,不断地向土壤输入碳。我们现在的最新研究表明直径小于0.5毫米的根的生命周期大 概为一到二年,比这粗的根都能活很多年。”

也许是受了威尔逊研究小小蚂蚁的影响,郭大立也相信“small is big”。“这些小东西数量极其巨大,因此造成的影响是极其显著的。以前虽然同行中也有共识,但做的不多。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能把地下这个‘黑箱’看得更明白点。”

“预测性是我们做研究的目标之一”

郭大立很喜欢读书,也对书中一些学者的“金玉良言”印象深刻。他说他很欣赏Jacques Barzun的话:真理就是可以拿来预测未来的知识。“预测性是我们做研究的目标之一,我们很难做到100%预测准确,但总得对个一两回。”为此,郭大立 很看重自己所做研究是否“能用”。“知识要能做预测,研究中的发现要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些几十年前发表的文章对我至今仍有启发,我希望自己也能写些经 久不衰的文章。”

郭大立说,生态学的知识完全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3年前,北大园林部的同志来找他,反映未名湖北岸的柳树正在死亡,郭大立就运用自己所学给柳树“诊脉”。“我给提了两点,那些柳树不是染病就是移栽不成功,所以建议他们换种其他树种。”这当然是一个小例子。

有一次,郭大立带着学生到内蒙古塞罕坝野外实习,当看到山坡上枯死的数排落叶松树苗时,郭大立反而面带笑容,这令学生们大感意外。原来那片 草原是四百毫米等降水量线以内的地区,年降水也就三百多毫米,而且那个坡恰好在阳坡,蒸发又大,栽树必然是不活的。郭大立早知此事,认为栽树之人违反自然 规律,强行种树来换取国家的资金,对此极为不满。“近几年,我们观察到局部地区在草原上种树,这是不科学的。过去十年,国家在生态建设上投入了1万亿,如 何将钱花得更有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我们希望通过研究,指导科学种树,避免浪费。”

在未来的几年中,郭大立计划开展中国北方森林草原交错带半干旱区水资源和生态系统管理方面的研究。“水资源对植物的生长至关重要,尤其是在 我国西北部。比如我们观测到内蒙中部的达里湖,它的水源补给主要是浑善达克沙地的地下水,但近年来湖面下降厉害。我们想从土壤系统出发,研究如何合理用 水、保水。”过去三年,依托北京大学塞罕坝地球环境与生态系统定位站,郭大立所带的研究小组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基础工作,郭大立相信这方面的工作不仅将产生 一系列高质量的文章,也将为中国北方生态系统管理、水资源管理,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和工程方案。

作为对植物根系研究的自然延伸,郭大立还将把基础研究领域扩展到土壤碳循环,重点研究土壤碳循环对全球变化(包括大气及土壤持续升温,土壤 水分胁迫的不断加剧,大气氮沉降等)的响应。土壤碳是目前全球变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也是一个难点。根与土壤碳的关系非常密切,“目前大家把什么地方有多 少土壤碳基本搞清楚了,但这些碳处于什么状态,是否稳定,温度升高、降雨变化对土壤碳有什么影响,都不清楚,可以说是‘a total mess’。”

郭大立对这种messy fields(混乱的领域)的兴趣是因为“混水才能摸到鱼”。在科研工作中,“水至清则无鱼”,越是混乱不清的地方越需要科学家去探索、去发现、去理清思 路。2009初,郭大立开始了他的第三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从植物凋落物(死亡的叶片及根等)与土壤碳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出发,探索中国温带亚热带主要 森林生态系统土壤碳的稳定性的调控因子。最近,他又获得了五年来的第四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计划从2010年起在热带地区研究植物的功能属性对土壤碳稳定 性的影响。凭借这方面较为扎实的基础,郭大立有信心在这一领域取得更大进展。

“坚持是最重要的因素”

在郭大立的人生经历中,“坚持”一词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他既为自己曾有的几次“不坚持”、“不定心”而懊悔,也为很多次的坚持而庆幸。

1988年,郭大立通过高考的筛选进入南京农业大学土壤与植物营养学专业学习。“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觉得挺失望的,不知道学了土壤学会有什么 用,而且当时也不能换专业。到了二年级就想,要学就学好吧。家里人也说‘行行出状元’,就专心学习,本科毕业后顺利保送到中科院读研。”

硕士毕业后,郭大立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做项目官员,一次偶然的触动让他有了出国继续深造的念头。“当时有一个搞农业经济的专家,经常出国访问,我就经常帮助他办签证。然后我就有了一个朴素的想法:还是做专家好,可以出国开眼界,并且有人帮忙打点。”郭大立笑着说。

1997年,郭大立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我当时就是心不定,那时正值互联网兴起,于是和几个搞计算机的朋友一起做 互联网,但后来觉得不适合自己就放弃了。到了博士三年级,导师对我说:‘你需要在毕业之前发表一篇文章。不然你要考虑一下毕业之后上哪儿去。’这个是个很 现实的问题,当时我就被点醒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郭大立发奋刻苦,熬夜苦读,所幸最后发表的文章不错,他顺利地申请到了博士后。这个经历给郭大立很大 的启迪:“一旦你钻进去,而且还有一点小成果后,就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有意思。所以我也常常跟我的学生讲,坚持是最重要因素。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兴趣在哪,你 就找你能做好的事情,你善于做的事情,然后坚持做,一旦进入轨道,并且取得成绩之后,你就会乐在其中、欲罢不能。”

7年后,郭大立学成归国。踏上阔别多年、变化巨大的故土,郭大立面前困难重重,也有点不适应。一方面,对他来说工作环境等都是陌生的,另一 方面生活工作条件有限,“买第一台电脑、第一台打印机、第一件家具……我甚至不知道买菜讲价钱。住的地方晚上施工吵闹得很,也睡不好觉。”当时,北大城市 与环境学院的方精云院士就以一句“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来劝勉郭大立。“现在想想,当时就是熬过来的。不过,人的气质也是这样锻炼出来的。”郭大 立笑着说。

从事地下生态过程的研究,就免不了要跑野外。从2005年起,每年夏天,郭大立都要花两个月时间,带着学生深入地头,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大兴 安岭、小兴安岭、长白山、内蒙古、山西、云南、海南等地。“有些研究不能呆在办公室里,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挖根’,这样才能对根有感觉。第一手的感觉很 重要。”野外的生活环境毕竟不像大城市,有一次郭大立带着学生到内蒙古一个镇上住宿,屋子里有上百只苍蝇,那晚他们就与苍蝇“共眠”,还有流血流汗、遇上 迷路什么的,就更不用说了。“挖根的时候经常是趴在地上的,所以一天下来腰会很疼。”不过乐观的郭大立对野外工作的辛苦满不在乎:“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呆久 了,我就着急。”郭大立享受着在刨根过程中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

多年在生态系统生态学,尤其是植物根系研究方面的辛勤耕耘与积累,使得郭大立在近几年收获颇丰,并有望在不远的将来收获更多的果实。“我很 喜欢北大的科研氛围,不急功近利,让我可以有经验、方法、知识上的积累,然后去做有价值的问题。我也希望我的研究行为本身可以创造价值,比如培养学生,教 会他们独立思考,锻炼科学素养,这样的社会意义不亚于科研本身产生的价值。这也是我选择来北大教书的重要原因。”

自2004年到北京大学任职以来,郭大立共发表SCI论文11篇,其中9篇的影响因子在3.0以上,6篇在4.0以上,论文被引用130次 以上,2009-2010年还有望发表6-8篇高质量的文章。“北京大学第七届青年教师教学演示竞赛”理工科一等奖第一名、2008年“北京大学教学优秀 奖”、“中国植物学会先进青年科技工作者”、“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等诸多荣誉见证了他在“小小根尖”上的“大作为”。

在郭大立眼里,生物学是一门有趣的学科。它是“unrestricted science”(非限制性科学),在研究中与化学家、地理学家、古生物学家等合作是常有的事;生物学的特点让你跟着问题走,问题的解决需要什么方法就得 用什么方法,而不是会什么方法做什么问题。“You have to go wherever the question leads you!”带着寻根问底的执着,郭大立在科学研究的征途中上下求索,他用坚持不懈的追求诠释对这个专业的热爱,用踏踏实实的专注演绎一个科研工作者的本 色。

编辑:李娜 知秋

日期: 2009-10-16  信息来源: 新闻网记者 沈叶

--祝贺郭老师!!

13 ottobre

饶毅:从“美国梦”到“中国梦” (转载)

饶毅 1962年出生,江西人,著名生物学家,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

饶毅2007年从美国全职回国,被看成是新时期归国潮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美国有个典型的说法,叫“美国梦”:一个赤手空拳的移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美国的环境中,获得某个方面的成功。

这个美国梦,不仅用来激励移民和普通人,也用来说明美国体制对于个人发展的优越性。

我希望,本世纪的华人能创造一个“中国梦”:全体华人,不分地域、国籍,集体努力建设一个群体幸福的中国,以中国的实践为世界提供新的模式。

在这个前提下,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回国:失去的是以个人成功为标准的“美国梦”,获得的是以个人与群体共同幸福为自豪的“中国梦”。

在这个前提下,我也希望归国者和国内的人成为同志:摒弃以关系为导向的旧习性,建立以事业为导向的新文化,携手并肩共同探索新道路。

如果大家携手并肩,有可能以中国为基点推动人类进步。

我记得,文革末期,我生活的江西南昌连蔬菜都要定量,肉类已经极其缺乏多年,中秋月饼也要定量,每年春节才有按家庭人口供应的所谓“年货 ”,不过是目前的常见食品腐竹、香菇、木耳、冰糖等。通过中国人民30多年的努力,中国不仅远离经济崩溃的边缘,而且能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起飞。我相信, 中国还能在其他方面取得了不起的成就。

中国的进步并非无可挑剔,应该欢迎继续批评。中国有时还有退步。比如,我回国后才知道现在有的大学的政治课所要求的科目比文革时期还多,十 分令人不解。显然,中国大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培养从政者,政治课更不能比文革时期还多。中国的缺点当然不止这一点。但是,正因为中国的进步有限、不如意处 还很多,所以才需要吸引更多的人、需要支持和鼓励更多的人做好各方面工作。

毋庸讳言,许多人出国的一个原因是以为美国代表人类发展的理想。这样的想法,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出国的华人中大概不是少数。而如果纵观世 界历史、依据客观事实进行深刻的思考,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可能:中国诸子百家的文化基础、包容传统,结合中西的理性思维,为人类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能不同 于受宗教极大影响的西方模式,也许优于西方的模式。

中国的缺点众目睽睽,好像从来不乏国内外的批评。中国的优点,有些却没有得到冷静的挖掘。有位尚未回国的学者说:如果中国可以自由买卖枪 支,将比美国乱很多。我想说:如果美国没有宗教,腐败和道德问题可能比目前中国还多。一个不依赖宗教而建立了道德体系的文化,是世界上非常突出的成就。

很多海外华人批评中国的问题,有些非常中肯。但是,与其在国外批评、抱怨,不如在国内批评、在国内扎扎实实做工作。在国外批评勇气不需要很 多,而且起的作用不大。在国内,目前还没有人能像梁漱溟、马寅初那样有脊梁。在国外不是不能为中国做事,但不如在国内做的多。目前,还没有人能赶上“两弹 一星”时期科学家,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下却为中国做出很重要的贡献。

中国肯定应该改进缺点。但是,批评中国的华人,也不妨想想西方是否有些根本性质的问题没有解决。宗教问题就是一个例子。宗教对美国的影响, 远大于一般华人能理解和接受的程度。迄今为止、以及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没有一个美国总统是不信基督教的(而且除了一个天主教徒外,其他都是新教徒)。华人 批评中国有些事情过分政治化,不无道理。但是,同样的华人,有几个要求自己的子女不屈服于公众压力而拒绝在中小学经常宣誓(pledge of allegiance)、拒绝用带有“上帝以下的国度”(one nation, under God)的誓词?

这样的说法有些华人为美国开脱成不重要的表面文章,其实是表明宗教势力强大。我曾在芝加哥参加过一个上千人的中学生科学竞赛,开场竟然也要 用同样的宣誓,我坐下来拒绝宣誓,成为全场的异数,而其他人无论是否信上帝,都没坐下。这样的宗教影响,对个人还有很多潜移默化的作用,对国家长期的副作 用,也常常有例子。美国宗教势力不懈地压制生物课讲进化论,不断创造名目不同的神创论名词塞进正规教育体系。美国对非犹太基督教国家的态度,没有脱离宗教 的潜台词。

毋庸赘言,如果和西方相比,中国在许多方面还落后、甚至很落后。但是,如果我们努力,中国不仅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而且也可能在多方面超越西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道德诸方面。在科学技术和教育方面,中国也将在学习、吸收的基础上,探索超出西方的模式。

中国还有很大的问题没有解决。尚未通过艰难的坎,既有勇气问题,也有具体怎么过的问题,但是,中国已经从近代最严重的外忧内患(日本入侵、 文化大革命)中走出。中国还有人权问题,但是中国近年只有进步没有退步。而布什当任总统期间美国的人权退步到践踏几十年前签订的《日内瓦公约》。奥巴马也 慑于国内压力,并没有向伊拉克人民、向世界道歉当年美国国家对联合国撒谎、对国际公约的肆意曲解。

我认为,中国诸子百家的文化根本是优点。中国不热心侵略是优点。中国不依赖宗教来约束人民是优点。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根本上优于西方经宗教深 刻改变后的传统。中国的诸子百家,是民主、平等、和平、理性的探讨。没有宗教的吓唬人,没有强求他人信自己才能得救,没有故意以谎言、欺骗为基础。在美国 的生活告诉我,宗教在西方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影响,消失将相当缓慢。宗教的负面影响去除的过程,会慢于中国现有的主要问题和各种大毛病改变,而且会慢很多。 海外华人并不能影响美国宗教副作用是否消失、多快消失,而回国来参与工作,却可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but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我们今天可以说:“不仅要问中国还有什么问题,而且要问你可以为中国解决什么问题” (ask not only what problems China has, but also what problems you can solve for China)。

01 ottobre

回国:全身归属和全心参与(饶毅)

       出国二十二年后回国,对我来说,两个原因最重要。
 
首先,回国落实了归属,与自己内心认同的国度和人民共度酸甜苦辣的生活,我也希望后代与中华民族同呼吸。
 
其次,回国参与中国的发展,将自己的工作融入祖国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使人生有高于个人的意义,和祖国共命运。
 
归属:与中华民族同呼吸是个人的幸福
 
在国外,难有完整的归属。在仍然存在或明或暗的种族藩篱的现实世界,并没有“世界公民”,归属感与国家民族紧密相关。
 
归属感不仅对于出国留学的人重要,对于后代也很重要。没有归属感的人生,即使成功,也不幸福、或不健全。至少我希望我的子孙能避免这样的问题。
 
我有个偏见,即使儿子在外国做得再好,但和中国无关,我会觉得很有缺憾。带他一道回国,让他在一般学校读书、而不是英文学校学习和成长,更好地融入中国。也带他到我小时候待过的农村,希望他更多了解中国。不少人认为国内教育对后代不好,我认为,回国对孩子是好事:国内教育种种问题无一大于失去健全的归属之问题。
 
参与:与祖国共命运是个人的愿望
 
我一直希望对中国有所贡献,无论大小。但在国外期间,很难全心参与中国的发展。
 
我在留美十年后想好:不准备退休后回国,而要在事业活跃时期,对中国有所贡献,不回国时就可以做些事情,如果回国会在50岁以前。其后十几年,我和一些朋友用部分时间在中国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事情即使很小,也希望起到良性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国内工作的经历,最终体会到若想做的更好,应该全时回国,否则会成为中国和正在发生的历史剧变的旁观者。
 
作为科学和教育工作者,在中年回国,我希望自己国内的研究好于在国外阶段的。我将继续的科学生涯会积极探讨问题、摸索道路,不追求一时的观瞻,即使几十年做不出自己满意的工作,也至少知道自己切实地努力试过有趣、重要的工作。
 
我也将尽力推动良性变化,发现其他人的潜力,发挥其他人的作用。动态的中国需要很多人发挥作用,在指数增长曲线的前期做好一些铺垫工作,能为中国以后发展提供基础。
 
发展中国科学和教育,需要很多人努力。每个人不必依赖行政职位一样可以有影响,所谓“匹夫有责”:一个人回国,即使只做研究,也能通过自己的工作方式,建设中国学术的微环境;提建议、咨询,写文章、发言,也可能起一定作用;不仅自己做事,也还在道义上和实质上支持其他人做事,让不良风气逐渐后退,促进更多的进步。
 
回国工作:坚持原则是基本要求
 
中国的环境仍需改进,体制尚需改革。
 
回国后工作不可能一帆风顺。
 
要珍惜国家和很多人对归国人员的支持。这些支持,比以前多少代国内和回国的人都好很多。这些支持,需要克服阻力、承担责任。
 
学术上,应该和大家努力迈向根本的目标:重要的发明、重要的发现、重要的贡献。要突破肤浅的标准,要不怕有些人看不到他们所崇拜的短期结果而给沉下心来做学术的人喝倒彩。
 
令人不快的事情肯定会有,但是也比以前有改进。条件落实不够快,但是比西南联大时期没有条件要好多了;出现莫名的黑枪,但是比六十年前倒在真枪下的遭遇要好多了;有人射出了各种冷箭,但是比五十年前反右批斗要好多了;友人误伤或因一时情绪而不顾相同理念闹意气,比四十年前文革中家庭揭发好多了…。
 
时下遇到很多问题,我们需要坚持原则。要批判性地建设而不能简单地抱怨;要忍辱负重而不能和坏事同流合污;要发展具体的局部但不能小集体土围子主义;要有正义感为下级利益说话但不能为了掌声而迁就;要有脊梁但不是单纯对抗上级;要做实事但不能为了讨好外行;要联合理念相同的人但不能因为个人情绪造成内耗…
 
我相信,不同时期归国的学者和国内学者团结起来,建立有良好规范的学术群体,以事业为导向,各尽所能,一定能在本世纪内使中国的学术和教育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发展,而且能推动人类的进步。
 
《光明日报》2009年10月1日
25 settembre

回家(12/10/2009--1/1/2010)

今天刚刚订了机票。打了好几次代理电话,都说特价票(<$800)要等等看。正好发现expedia有一个还算能接受的价格,就直接订了。

12月10日走,1月1日回来,来回都在Vancouver(温哥华)转机,Air Canana, $792 roundtrip

中间计划抽出一周时间去深圳和广州看看。除了北京和安庆,其他地方估计就没有时间去了。

24 settembre

明朝那些事儿

终于看完了明朝那些事儿,每本都是一口气看完的。其实从小就很喜欢历史,只是自从大学以来就没怎么看“课外书”了。现在PhD也终于快读完了,可以多看些“课外书”了。

很喜欢里面的结束语:
成功只有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
06 settembre

丁仲礼院士谈气候变化谈判议题:用科学数据捍卫国家发展权

[科学时报 王静报道]2009年底,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本次会议将是一次对各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会议,世界主要经济体国家将以气候变化为话题,继《京都议定书》之后通过谈判对温室气体的减排作出新的安排。
 
CO2减排的方案,实际上是对各国经济发展结构或格局进行的一次调整。在这次谈判中,中 国将面临巨大压力,需要应对来自发达国家越来越高涨的要求减排的压力。而中国正值经济发展高峰时期,目前的发展阶段决定了不可能创造一夜之间减排的神话, 若承诺减排,势必影响经济发展速度乃至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因此,在本轮谈判中,中国在减排问题上作何姿态?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应对来自多方的减排谈 判围剿?又该怎样争取排放权,赢得国家的发展权?最近,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带领课题组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撰写了《2050年大气CO2浓度控 制:各国排放权计算》一文(发表在《中国科学D辑:地球科学》2009年第39卷第8期1009~1027页),不仅找到了发达国家CO2排放各历史阶段 的详尽数据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而且为本次谈判争取我国的发展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排放权即发展权
 
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无一不是通过工业的高速发展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而工业的高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CO2的大量排放。
 
丁仲礼课题组查证发现,有史以来,发达国家都出现过人均CO2排放的高峰期。美国在 1973年、英国在1971年、德国和法国在1979年分别达到人均排放高峰。其后,开始略有下降或基本保持不变。在高速发展过程中,美国在 1901~1910年的人均CO2年排放增长率平均为5.04%,德国在1947~1957年为9.89%,日本在1960~1970年高达 11.98%。也就是说,任何国家从不发达进入发达这一发展过程中,无一例外地出现了一个人均CO2排放高峰期的现象。因此,要发展就难免不排放,排放问 题本质上就是发展问题,排放权即发展权。
 
然而,如今正值发展中国家努力发展经济的时代,发达国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便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由提出了CO2总量减排的方案,其背后有着深厚的政治经济背景。
 
人们或许不知道,IPCC关于CO2浓度的升高将导致全球气温升高2.5℃的预估,只是 一部分气象学家通过多个模式模拟计算结果的平均值。这种可能性在科学界尚存在诸多争议与质疑,并非一个公认的绝对肯定发生的事件。如有地质学家认为,地球 温度的变化与太阳活动有关,与地球经历的冰期和间冰期也有直接关联等等,并非完全由人类活动所引起,即人类活动不是地球温度升高的唯一起因。截至目前,世 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位科学家真正弄清楚了地球温度升高所有因素之间的权重关系。但“人类活动导致地球温度升高”得到了广泛宣传,并为全社会所接受,从而成为 各国之间的政治外交议题。
 
丁仲礼说:“将温度升高与大气中的CO2浓度严格对应起来,在科学上缺少坚实依据。”
 
发达国家何以将气候变化需要减排CO2作为谈判话题?何以将一个在科学上存在争议的问题 推上谈判桌?“醉翁之意不在地球温度的升高,而在控制他国经济形态”。其真实意图为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固化全球各国现有贫富格 局,从而为本国谋求更多利益。国人有必要在更深层次了解情况,只有在谈判中争取更多的排放权,才能捍卫国家的发展权。
 
人均累计排放最体现公平、正义原则
 
地球空间无疑是人类的一个公共系统,大气则是人人享有的公共资源,其中任何物质的使用或 分配亦属天赋人权,包括向其中输入的成分,也应体现人人均等,方可体现世界的公平与正义。因此,大气中CO2的含量,有必要算一算历史账,看一看各个国家 人均累计排放的数量,才能确定各国未来应怎样控制排放量。
 
丁仲礼课题组统计研究显示,各国人均累计CO2的排放量随经济的增长而增长。发达国家在 1960年,人均累计排放量已很高。其中,美国为234.48tC(吨碳),英国为177.17tC,加拿大为149.49tC,法国为73.56tC。 而中国从1900年到2005年,人均累计排放量为24.14tC,大致相当于美国或英国1900~1907年这8年的人均累计排放量。
 
与此相对应, 中国截止到2005年,人均GDP值还远未达到发达国家在1960年已达到的水平。日本虽然到1960年的人均累计排放只有22.31tC,但与其经济快速发展同步,人均累计排放到2005年已增加了4.16倍。
 
如果大气温度升高与CO2排放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控制大气中CO2的浓度是每个国家必 须承担的历史责任,也应落实《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责权关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世界资源研究所统计,大气中现存CO2 排放中,约70%至80%是由发达国家产生的。富裕国家在排放总量中占主要部分,从工业化时代开始所排放的每10吨CO2中,约有7吨是发达国家排放的。 英国和美国的人均历史排放量约达1100吨CO2,而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水平分别为66吨和23吨。因此,一个自然的结论是: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直接导致了 地球气温的升高。
 
可是,发达国家在向地球空间排放了上百年温室气体后,导致了一个预想的可怕后果,现在却 强烈要求发展中国家与其一起共同承担历史责任。众所周知,美国作为长期碳排放的第一大国,拒绝了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且表示在《京都议定书》到期后重 返谈判桌必须携带附加条件:中国提出减排目标。英国紧随其后,在2008年6月27日,由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主持的《打破气候变化僵局:低碳未来的全球协 议》在日本东京发布,报告指出:“为了避免极端气候风险,所有国家都应调整其国民经济结构并减少CO2排放量,仅仅有发达国家的承诺是不够的。”
 
完全不承担历史责任,何等霸道!
 
国际谈判的责任体系是“配额”
 
人类排放到大气中的CO2,造成大气浓度的升高,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设定一个排放控制的浓度,人类排放的CO2额度即可设定。但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减排方案,都应该在这个额度中做文章。
 
丁仲礼介绍,国际上对控制大气CO2浓度的途径,目前有两大类观点,一类强调减排,另一 类强调排放配额分配。前者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宣传。虽然这两种途径没有本质区别,都以降低排放强度为目的,但在操作层面上,二者有很大不同:减排以某年为基 准,此后逐年减少排放量;排放配额则以某个时间段为单位,分配此时间段内各国可排放的额度,至于如何实现最终排放不超过此额度,则可由各国灵活掌握。谈判 中,如果以“减排”作为谈判议题,并由此构建国际责任体系,就势必会掩盖各国历史排放与人均排放的巨大差异。只有把排放配额分配作为谈判议题,才能在公平 正义的原则下,充分考虑历史和现实诸因素,才能体现“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和公平正义准则。
 
谈判桌上的话语表达,其背后是各国经济利益的保护措施,而谈判策略与技巧来自于科学研究 的角度和深度。丁仲礼课题组研究表明,当国际气候框架与美国国内经济发展出现冲突时,气候政策亦开始了以保障国内经济发展和企业利益的调整,美国关于全球 变化的研究也针对这些调整,不断修正研究方向和关注重点。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领导者,并为国际全球变化研究作出了卓越 贡献。但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开始改变:老布什政府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行动迟缓;克林顿政府所实施的是在国际上积极、国内消极的 气候政策;而小布什政府在全球变化问题上表现得更为犹豫,在国内指示有关部门开展有关“全球变化与全球变暖是否真正存在”、“《京都议定书》将大多数国家 排除在协议之外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是否可以有《京都议定书》之外的把‘全世界’纳入减排事务中的温室气体减排方案”等研究,从而构建起有利于美国经济 发展的《京都议定书》的替代方案——《晴朗天空与全球气候变化行动》。
 
故此,中国有必要争取在谈判桌上用配额说话,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G8方案隐含极大不公平
 
2009年7月,在意大利召开的G8领导人会议上,发表了一份温室气体减排宣言,提出到2050年全球CO2排放量减少50%,G8国家则减少80%的方案。表面上看发达国家的减排力度不小,但其中隐藏着一个极难被人觉察的真正的不公平。
 
丁仲礼课题组通过计算发现,这项建议从百分比看,G8国家对于碳排放目标似乎贡献很大,可如果以1990年为基准,并以人均累计排放计算,G8国家1900~2050年的人均累计排放总共为356.58tC,其他国家人均累计则只有59.95tC,差别达6倍之多。
 
1990年,全球总排放为5.79GtC,其中G8国家排放2.87GtC。到2050 年,全球排放将减到2.895GtC,其中G8国家为0.574GtC。1990~2005年,G8国家已累计排放46.83GtC,2005年他们的总 排放为3.06GtC,如果他们从2005年的3.06GtC均匀减到2050年的0.574GtC,则将累计排放80.49GtC,因 此,1990~2050年的累计排放为127.32GtC,如果以2005年的人口计,人均累计排放为146.94tC。
 
用同样方法计算,其他国家2006~ 2050年将累计排放150.62GtC,1990~ 2005年已排放54.08GtC,则1990~2050年的累计排放为204.70GtC,人均累计排放为36.24tC。也就是说,G8国家 1990~2050年人均累计排放将是其他国家的4倍。
 
丁仲礼认为,G8国家的这个建议如作为国际公约生效,必将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不平等条约。
 
中国不妨主动出击
 
中国目前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时期,能源需求旺盛,减排难度不小。这是发达国家发起攻击中国的一个目标点。但在谈判中,中国作为世界大国,有必要担负起大国的责任,则可要求以“人均累计排放配额”为议题展开谈判,并有可能变被动为主动。
 
丁仲礼课题组还根据1900~2050年的应得配额数、1900~2005年的实际排放量、2005年的排放水平、1996~2005年排放量平均增速这4个客观指标,将全球大于30万人口的国家或地区分为4类进行了研究计算。
 
一为已形成排放赤字的国家,美、加、澳、英、德、法等发达国家在此列,其中还包括一些产油国和前苏联国家。
 
二为排放总量需降低的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但日、韩、意等国在此列。
 
三为排放增速需降低的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尼等在此列。中国1999~2005年平均增长率达8.81%,但占全球2006~2050年总排放配额的30%以上,这是中国手中掌握的最有利的一张牌。
 
四为可保持目前排放增速的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巴西等国在此列。
 
丁仲礼说:“如果以2005年人均排放和1996~2005年人均排放增长率为出发点, 计算结果为:中国到2035年达到人均排放高峰,人均年排放达日本2005年的水平——2.62tC,中国2005年的人均排放为1.15tC;如果从 2035年到2050年,中国的人均排放降到法国2005年的水平——1.69tC,并考虑人口增长率,中国2006~2050年的总排放量模拟值为 126.97GtC,超过应得配额不多,可以用生物圈固碳抵消,而且这个估计留有余地。因此,在谈判中,中国若以‘人均累计碳排放’发言,完全可以做到进 退有据。”
 
丁仲礼课题组提供和计算的这些数据,让人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看清了某些发达国家暗藏的杀 机,也看到了全球各国碳排放的未来空间。如果国际社会真正能在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下,通过配额控制碳排放,中国既可以争取更多的排放权,也可以在谈判过程 中主动出击,以攻为守,破解某些国家难为中国的游戏,从而在国际事务上,树立严谨、负责的大国形象。
 
《科学时报》 (2009-9-7 A1 要闻)   更多阅读  
27 ago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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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agosto

达尔文和他改变的世界

http://www.bio.pku.edu.cn/culture/forum/2009-08-22.377.html

《科学文化评论》第6卷 第4期(2009):
专题:纪念达尔文

达尔文和他改变的世界

纪念查尔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

 

一千年前的中原,凡有水井处,皆唱柳词;今天的世界,凡有科学之处,皆说达尔文。
 
 
一 超越时空界限与学科藩篱
 
1809212,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出生在英国什罗普郡的历史名城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18591124,他的不朽名著《物种起源》出版,一时洛阳纸贵而影响历久不衰。从他的家乡到世界各地,不同信仰的人们或欢呼,或沉思,或惊愕,或暴怒,谈论的中心议题就是以自然选择理论为基础的演化学说(Evolu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200年后的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和民众都投入了纪念这位科学伟人的盛事: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葡萄牙、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南非、日本,以及海峡两岸的科学机构和团体,纷纷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包括讲演、集会、游行、展览以及出版新书和纪念文集等,来庆祝达尔文诞辰200周年与《物种起源》问世150周年。人们用各种方式来表达对这位科学伟人及其学说的推崇和敬仰,其热烈程度和波及范围是空前的,超越了国家、地域、政见和族群的界限,成为全人类科学与文化的盛大节日。
达尔文开创的演化生物学,经过150年的发展,不仅广泛渗透到生物学的各个分支,而且深深影响了其他科学领域,甚至在一些意想不到的议题上也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应用。知名天体物理学家、剑桥大学教授霍金(Stephen Hawking)在其畅销世界的科普名著《时间简史》中,借助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来解释人类智慧的演化,他认为自然选择赋予人类的推理能力使其得以窥探天体演化的秘密。事实上,霍金对达尔文理论的这种理解是值得怀疑的:自然选择固然青睐能够留下更多后代的个体,但人类的推理能力与其生殖能力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是上个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之一,他的学术思想也深受达尔文理论的影响。然而与霍金一样,哈耶克对达尔文理论的理解同样存在着偏差。在远离生物学甚至科学之外,我们还经常可以读到诸如“舞蹈的进化”、“音乐的进化”、“服饰的进化”、“发型的进化”、“文化的进化”或者“建筑的进化”这样的词汇。在与人类自身有关的活动中,东西方都有许多人产生了更多的自信甚至偏见去作价值判断,把演化笼而统之地理解成“进化——其中的对与错可以留给相关行业中的人士去讨论,但这些词汇的使用已足见达尔文的evolution概念影响之广泛。
在广袤的生物学领域里,越来越多原本不涉足演化生物学的研究者发展出对演化科学和达尔文的兴趣,越来越多原先不发表演化生物学文章的期刊开始设立演化专栏,越来越多的大学建立了与演化生物学相关的院系,人人都试图谈一点达尔文和演化。有位芝加哥大学的教授甚至提出,应把是否阅读过《物种起源》作为一个人受过正规教育的标准之一。无怪乎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生物学家雅克·莫诺(Jacques L. Monod)曾以幽默的口吻说:演化论的一个奇特好笑的方面,是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懂得演化论”[Monod,1974]
达尔文似乎正在成为科学领域的圣人”。
 
二 演化是什么?
 
“演化”一词译自英文单词evolution广义指一切随时间发生变化的现象在生物学中则特指生物个体及种群随时间演变的过程或事件。然而,翻译成中文后的evolution一词却被有的教科书甚至辞典(例如《辞海》、《新华词典》、《现代汉语词典》)错误地定义为生物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到多的进化发展过程。事实上,作为生物学的一般过程,“演化”并不含有方向性和目的性,绝非一个必然进化的过程。达尔文把evolution严格地定义为“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可译为“饰变演替”或意译为“渐变演替”)[Darwin, 1859]。而100年前严复也首先将其准确地翻译为“天演”,意指发生在自然界(“天”)的生命变化(“演”)。其中的含义是生物没有长远的方向性,它既可以由简单到复杂地进化,也可以由复杂到简单地退化。
虽然在达尔文之前已有人意识到演化的存在,但正是他首先以精细的观察和严密的推理证明了演化事实的存在。18311227,年轻的达尔文以博物学家的身份搭乘英国皇家海军小猎犬号帆船(HMS Beagle)开始了长达5年的海上生活 [Darwin, 1839]18359月至10月,船行驶至南美洲厄瓜多尔附近的加拉帕哥斯群岛(Galápagos),达尔文在这里发现不同岛屿上分布着不同种的巨龟,还见到了在其它地方所没有的13个新的物种即“达尔文地雀”(Darwin’s finches)——这些鸟的喙的形状大小呈现出一个渐进连续的分布趋势,应该同其食物来源紧密相关。达尔文推测,美洲大陆的一个物种最初迁移到这个原本缺少鸟类的群岛,然后适应各个岛屿的生存环境(特别是食物种类)而逐渐演替成这些不一样的物种[Darwin, 1839]。此外,达尔文在演化概念上的贡献还包括:(1)“共同祖先”(common ancestor),即不同物种是由共同的祖先演化而来的,所有生物组成了一株巨大的生命之树;(2)“渐进变异”(gradualism),即物种间或大或小的差异都是演化过程中微小差异不断累积的结果;(3)“群体内的变异”(populational change),即演化是靠物种群体内拥有遗传差异的个体的频率改变所实现的。
达尔文最重要的贡献是揭示了演化机制,即自然选择机制的存在。他把自然选择定义为:
 
如果对生物生存有利的变异一旦出现, 具此变异特性的个体就一定会获得最好的机会在生存斗争中保存自己; 这些个体在强大的遗传原理作用下就倾向于产生具有类似特性的下一代。为简便起见,我把这一[有利变异的]保存原理称为自然选择。(If variations useful to any organic being do occur, assuredly individuals thus characterized will have the best chance of being preserved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and from the strong principle of inheritance they will tend to produce offspring similarly characterised. This principle of preservation, I have called, for the sake of brevity, Natural Selection.[Darwin 1859, p. 498]
 
这一定义包括了两个重要条件:(1) 生物群体的个体中存在影响生存与生殖能力的变异;(2) 这些变异是可遗传的。这两个条件下导致的自然选择结果,是能留下更多后代的变异体替代了那些不利于繁衍后代的变异体,使得物种更适应环境。因此,演化又可以定义为变异体或基因频率的改变。
达尔文通过对以其名字命名的地雀的细致观察,为自然选择过程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明。演化学家们已经从动植物系统学和古生物学的研究中积累了大量证据,揭示了演化事实,并且描述了演化过程的特征和模式。现在,“演化”一词有了更加完备的内涵。人们已经认识到,个体间的生存竞争并非必不可少,只要存在生存与生殖能力的微小遗传差异即可改变一个群体的构成或促使演化发生。这种情形已经得到证明,例如分布在戈壁沙漠的稀少物种,哪怕其个体间不存在生存竞争,但只要彼此间存在生殖能力的遗传差异,就会发生演化。
尽管达尔文把自己的科学理论同宗教信仰看成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领域[Darwin, 1876],但他的理论推翻了西方社会上流行的“神创论”,否定了上帝七天内创造世上万物和人类的神话。而在当时,整个西方世界多奉基督教教义为认识世界的最高准则,因此挑战《圣经》年代学的达尔文经受了严峻的社会挑战。一些信奉上帝的自然科学家对生物学领域的这场革命也抱着敌视的态度,攻击达尔文和他的学说;而极力维护基督教权威的教士们则斥责达尔文的演化论是亵渎神明的异端邪说。尽管社会上出现了以教会为主导的对演化论的全力围攻,但那些立足于盲目信仰的攻击无法抹杀达尔文通过事实与科学方法所阐述的结论。在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英国国教英格兰圣公会还发表了一个声明,为当年在否决达尔文理论上的“过当自我防卫”与“过于感情用事”向达尔文,也向今天的公众正式道歉。[Wynne-Jones 2008]
达尔文为整个人类提供了新的世界观,并因此成为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启蒙思想家之一。他指出在纷繁芜杂的生命现象背后,隐藏着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一般规律。他的演化机制为包罗万象的生命科学提供了统一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一基础,生命科学的大厦将分崩离析。
 
三 达尔文的缺陷
 
达尔文是一位科学巨人,但他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圣人,也不是全能的先知。这一点凸显在他为其自然选择理论的第二点——变异的遗传基础所做的努力上。首先,他正确地意识到,如果没有遗传基础,那么对变异的选择在演化中就是无效的,于是他竭力构建遗传理论。一开始,他相信当时流行的融合遗传假说。按照这一理论,父母亲的遗传物质在子代会发生融合,子代的变异只是亲代混合的结果。这就像红墨水和蓝墨水倒在一起,混合液是另一种颜色,分不清是红是蓝。“融合遗传假说的后果是,个体变异经过若干世代的融合将被不断地稀释并最终丧失,而无法得到积累。所以,这一假说无法解释新的遗传变异如何在物种中演化。
达尔文意识到这一理论的缺陷,所以后来改变了观点。他在后半生中用了大部分精力来构建新的遗传理论——“泛生论”(pangenesis)。他认为生物体各部分的细胞都带有某种特定的称之为“微芽”的遗传成分,这些成分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在性质上发生改变,并可以集中于生殖细胞和遗传给子代。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获得性状遗传观点。虽然达尔文曾把拉马克(Jean-Baptiste de Lamarck)的演化论贬斥为“垃圾”,但他也不得不从这种“垃圾”中寻求出路。然而,他倡导的泛生论缺乏实验证据,其主要部分仍然是错误的,达尔文显然对这一理论也不满意。在去世前不久,他干脆放弃了建立遗传理论的努力。                                                                                                                   
        事实上,当达尔文正在为遗传机制苦恼之时,位于奥匈帝国一所修道院中的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业余生物学家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已经通过豌豆杂交实验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位后来被称为“现代遗传学之父”的修士选择观察简单的质量性状,如花的颜色、豆荚的形状、豆粒的形态等,追踪那些双亲存在差异的性状在后代的表现,从而揭示出遗传学的两个基本规律——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上的检验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让他看到了遗传的秘密:生物体存在着分别来自父母的两套遗传信息,每一遗传信息都是由粒子样的间断的遗传因子所构成。据说,孟德尔曾寄给达尔文一篇论文,报告他对遗传机制的发现。可惜的是达尔文一直到去世都没有打开过这封信。
如果达尔文打开了孟德尔的信,演化科学或者达尔文理论的发展就会是另一种面貌吗?达尔文在他的后半生就不会在错误的理论上浪费时间吗?不一定。第一种可能是,他能理解孟德尔的工作(从实验到理论分析),但他不认同,因为孟德尔并没有指出变异产生之源。第二种可能是,他并不理解孟德尔的理论分析,完全无法判断其结论的真伪。因为孟德尔使用了数理统计的方法来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而这些数学能力是达尔文所不具备,至少是忽视的。这里所说的第二种可能不是没有根据的:达尔文留下的资料表明他做过类似孟德尔的植物杂交试验,但他的分析没能达到孟德尔的水平。显然,达尔文虽然善于观察和综合,但是并不擅长更加抽象的数理推导。
 
四 建立演化理论的遗传基础
 
孟德尔对遗传机制的发现超前了整个时代35年,而他得到演化领域的普遍承认则是70年以后的事。直到1900年,荷兰植物学家狄弗里斯(Hugo de Vries)和德国植物学家科林斯(Carl E. Correns)才同时独立地“重新发现”孟德尔遗传定律。但是,演化学家们仍不能正确评价孟德尔发现的巨大意义,因为达尔文理论认为,只有连续变异的数量性状(如身高、体重)才对演化有意义,而孟德尔的遗传因子大都控制具有较大效应的质量性状。
         1911年以后,摩尔根和他的学生们革命性地发展了基因的概念。他们应用孟德尔因子与性染色体的对应关系,把原本抽象的概念定位到了染色体上。从此,基因有了物质基础。这些遗传学概念的进步,为此后演化研究的“现代综合学派”(Modern Synthesis)的革命打下了基础。这场发生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科学运动,解决了让达尔文遗憾终生的问题——演化发生的遗传基础。没有这一基础,演化是无法理解的;而没有这一遗传学的综合,关于演化的进一步研究也没法深入下去。今天,其它学科的一些研究者们也在思考演化科学史上这一革命的实质,试图在相关的研究领域进行新的现代综合。这一类的努力向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都提出了一个有意义的问题:现代科学中有哪些基础性的、概念性的成就非得综合不可?毕竟,纯粹形式上的模仿有可能东施效颦,并不能发展出有意义的科学研究。
演化研究中的现代综合始于三个划时代的人物:英国的费歇尔(R. A. Fisher)、霍尔丹(J. B. S. Haldane)和美国的赖特Sewall Wright),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著作构建了演化的遗传学基础。其中,费歇尔的遗传演化模型最接近达尔文的原意,即演化发生在一个大的群体中,控制微小适合度变异的新遗传基因在自然选择下有效地被固定 [Fisher 1930]。他进而发展出自然选择的遗传定律(the Theorem of Natural Selection):一个物种的适合度总是被自然选择所增加,其世代间的增量正比于这一物种的适合度所具有的遗传变异量。费歇尔的演化理论是决定性的,具有强因果关系。霍尔登总结了种间和种内遗传变异的资料,并且指出了二者的联系。他提出了遗传载荷理论,指出由于群体大小的维系,一个物种内发生的自然选择不可能是任意大的[Haldane 1932]。赖特则在建立基因频率改变的群体遗传理论体系的同时,开创了一个当代演化研究最重要的概念:演化发生的随机性[Wright 1931]。他发展的数学模型表明,物种群体大小的有限性赋予了生物演化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的程度由各种演化因子(如群体大小、选择强度)决定的概率分布来度量。于是,有意义的问题不再是一个演化事件是否发生,而是这一事件以多大的概率发生。这一不确定性概念的提出,为后来的一场分子演化的革命,即中性理论的诞生奠定了概念基础。在赖特的世界里,一个曾经为许多人关注的问题变得毫无意义:演化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
这些理论都把演化定义为物种群体内基因频率在世代之间的改变。这一定义实际上反映了演化发生的真实图景:一个新的遗传变异体在物种内某个个体身上形成了,它在群体中的频率会因为各种演化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改变,最后到达两种边界状况之一——或者从种群内完全消失,或者得到固定并成为物种的一个特征。这一明确定义使得理解和分析演化的全过程成为可能。事实上,上述三人的成就从本质上便得益于这一定义的完备、清晰和精确化。
怎样把当代综合理论和实验观察联系起来?
俄国出生的美国遗传学家杜布赞斯基(T. Dobzhansky)是实验演化遗传的主要人物。作为摩尔根的助手,他把实验室的果蝇研究延伸到了实验室之外的自然界,试图直接观察自然物种群体中的变异,并找到生存环境同果蝇遗传变异之间的联系。他最早观察到果蝇自然群体存在染色体变异,但并没有发现这些变异同果蝇所处的生存环境有任何关系。由此,他认为这些变异可能作为一个整体,形成协同适应复合物(coadaptation complex),而成为生物多样性的来源之一。这一理论并没有成功。他的著作《遗传学与物种起源》(“Gene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1937概括了生物学现代综合学派的主要成就,从而为其赢得盛名。而他晚年留下的名言:“若无演化之光,生物学中就没有任何东西是有意义的”(Nothing in biology makes sense except in the light of evolution),则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几乎所有演化学家和许许多多其他学科的生物学家。
在植物演化方面,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的斯特宾斯(George Ledyard Stebbins)将达尔文理论同植物遗传结合起来研究植物物种形成过程。他的名著《植物的变异和演化》(Variation and Evolution in Plants1950)从种内种间的形态生态变异、生殖隔离过程、植物较普遍的多倍化过程及化石证据等方面阐述了植物物种形成机制和演化速度,对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植物演化及系统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的古生物学家辛普森(George Gaylord Simpson)比较了化石记录中物种演化的速度和模式,研究了大陆漂移与哺乳动物分布和灭绝的关系。在其名著《演化的速度和模式》(Tempo and Mode in Evolution1944)中,他把古生物学的成果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和遗传基础相结合,发现达尔文定义的群体水平上的演化个体变异频率的改变,或称之为微演化(microevolution),足以解释古生物学化石资料显现的宏观演化(macroevolution)模式。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迈尔(Ernst Walter Mayr)则以鸟类为观察对象,研究物种的概念和物种形成的一般理论。他在名著《系统学与物种起源》(Systema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1942)中提出了一个广为应用的以考虑生殖及环境和生活史等因素为特征的物种概念:生物学种的概念(biological species concept)。

达尔文和他改变的世界(续)

五 来自分子变异的挑战
 
1966年在演化生物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是不寻常的一年。在此之前,虽然偶尔会观察到染色体和个别基因的变异,但是人们相信一个物种的个体之间在分子遗传水平上是很相像的,因为这些个体都是在一场自然选择中保留下的优秀个体的后裔。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芝加哥大学教授陆文顿(Richard C. Lewontin)的实验震惊了当时的人们。他与同事胡比(Jack L. Hubby)合作,改进了同工酶电泳isozyme electrophoresis实验并将其引入果蝇演化遗传分析,从中第一次惊讶地发现,果蝇物种个体间存在蛋白质分子层面的较大差异:在他们所分析的21个酶蛋白的氨基酸序列中,有9个(43%)存在差异[Lewontin & Hubby 1966]。他们推测,如果这些差异会带来功能上的差别,那么就会导致自然选择让一部分个体由于其功能不利于生殖而被淘汰;但是根据霍尔登遗传载荷理论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有利功能的果蝇个体甚至很难产生足够多的后代以维持其种群的大小。因此,他们认为已有的自然选择理论难以解释观察到的巨大变异。在此以后,人们用同样的技术又分析了上千个物种,确证了陆文顿胡比观察结果的普适性。
1983年,哈佛大学年轻的研究生马蒂·克里特曼(Marty Kreitman)更是把对群体内个体间分子变异的观察首次延伸到编码基因的DNA序列,发现了今天广泛应用于生物学研究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结果检测到更高水平的个体间变异 [Kreitman 1983]。他检测到了基因分子的不同部分由功能不一所造成的选择上的差异,只是这样的自然选择并不是达尔文理论预期的引起适应性变异的正选择,而是同中性演化理论不相矛盾的负选择(purifying selection)。
这些大规模分子变异的观测结果为演化科学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如果自然选择不能完全解释这一客观存在的变异,那么还有什么其它的演化机制能够控制生物的可遗传变异这一演化之源呢?达尔文基于自然选择的演化理论在基因的分子水平上第一次遭到来自科学自身的严重挑战:已有的理论不能解释观察到的现象。
 
 
六 孰是孰非
 
陆文顿-胡比实验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的演化生物学制造了危机。这是达尔文理论在分子水平上的危机。对于富有创造精神并乐于接受挑战的科学家而言,没有任何事情比应对科学危机更刺激有趣的了,因为按照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的科学革命理论,正是危机带来了探索重要问题和进入全新领域的最好机遇[Kuhn 1970]。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不能说是没有创造力、但对现有理论深信不疑的科学家而言,放弃原有理论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于是,两类科学家之间展开了一场延续近30年的论争。有趣的是,论争双方在感情上都很投入,甚至不能坐在同一间屋子里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但论争的结果却并不是简单的谁是谁非,而是一场革命性的探索,从而使人类在分子水平上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关于演化的作用有了全新的认识,并在研究手段上有了巨大的飞跃。
在分子群体遗传学兴起的同时,由于基因测序技术和分子生物学的迅速进步,基因分子的序列和功能资料得以剧增。通过这些研究,人们渐渐开始怀疑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在分子水平上的普适性。1968年,日本群体遗传学家木村资生(Motoo Kimura)根据对蛋白质序列的研究结果首先提出质疑。他直接挑战了认为自然选择是主要演化力量的主流观点,首次提出中性突变的遗传漂移(genetic drift)是分子演化的主要原因[Kimura 1968]美国分子生物学家金J. L. King)和朱克斯(T. H. Jukes)也在1969年得到了与木村相同的结论。[King & Jukes 1969]
木村资生系统地发展出一整套中性演化的数学和生物学理论,发表了划时代的专著《分子演化的中性理论》(Neutral Theory of Molecular Evolution[Kimura 1983]。按照这一理论体系,分子水平上绝大部分的变异都是中性或近似中性的,对生物个体既没有好处也没有坏处,并不受到自然选择的影响。这些变异通过随机漂移在群体内发生频率的改变,最后消失或在种群中固定下来。同许多仅靠文字描述的生物学特别是演化生物学的理论相比,中性演化理论为种内和种间的变异提出了可证伪的数学预期,因此有可能直接对中性理论的假说进行验证。其中一个重要的预期是:中性突变的发生率等于演化的速率。这样就把种内变异与种间差异在数量上联系起来了。
从表面看,中性演化的发现是对达尔文演化理论的反驳,一个演化理论的初学者很容易落入谁是谁非的简单二元判断。但是,分子演化学的研究在中性理论诞生以后30多年的发展却超越了这一简单思维方式。一方面,中性演化是对达尔文理论在分子水平上的补充(还有科学家把中性变异的概念延伸到高层次生态水平上),提出了并非一切演化都是适应性演化的结果,在其中机遇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另一方面,中性演化的数学预期,常常被分子演化学家们作为重要参照标尺来检测达尔文式的正向选择。其中广为应用的研究方法之一就是“中性检验”。它基于中性条件下三个方面的原理:(1)种内变异的中性期望;(2)种间演化的中性期望;(3)种内变异与种间进化速率相关。这一研究路线以中性假说作为零假设,结合统计检验方法分析实际观察资料,从而检验正向自然选择的可能。它所带来的方法极大地推动了分子水平上对适应性演化的探索,鉴别出大量正向自然选择的分子变异,并使得对基因起源的研究成为可能。运用这些方法,我们探测出新的基因也在达尔文适应性过程中起源和演化,发现基因起源是物种演化的重要遗传机制演变过程[Long et al 2003; Kaessmann et al 2009]。这就超越了简单的二元判断框架,导致了对基因和基因组分子水平上伴随着遗传漂变的适应性演化的发现。这是理性的凯歌,是科学的进步,更是达尔文的胜利。演化科学的发展就是如此的奇妙。
 
七 达尔文理论与中国
 
达尔文对演化事实和演化机制的发现,导致了西方对人与自然认识上的空前变革,为生物学提供了统一的概念基础。他的思想同样对中国的社会与科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里我们把“社会”写在了“科学”之前,是希望反映达尔文对中国影响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虽然两方面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同时这暗示了达尔文学说在中国的境遇不同于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与中国的近代史直接相连。这是一个较大的课题,不可能在这样一篇论述整个演化科学发展历史的文章中详细论及。但是通过一个极简要的介绍,已足以显示达尔文对中国社会和科学的巨大影响。
 
1. 社会影响
中国,一个曾经以“天朝”自居、目空一切的古老帝国,在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系列外强侵略和凌辱之后,不得不痛苦地面对现实,承受任人宰割的命运。从《南京条约》到《北京条约》,从香港到台湾,满清政府一边赔款一边割地,庞大的帝国在风雨中飘摇,积弱积贫的中华民族不堪重负。一些有识之士不甘神州沉沦,开始把眼光投向西方。他们把西方富强的原因归结为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于是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在全国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运动”。
然而,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洋务派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宣告了自强运动的破产。这次惨败直接刺激了一个人,一个曾去英国学习“坚船利炮”之术,而回国后不再走技术救国道路的人——严复。他在英国显然看到,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之上还有着更重要的思想理念、经济制度、科学系统等超越简单技术层面的力量。他开始在书房里奋笔疾书,翻译西洋学术名著,希望借此开启民智,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而以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演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为底本的《天演论》正是他翻译的第一本书。赫胥黎是达尔文学说的积极支持者,自称“达尔文的斗犬”。《演化论与伦理学》是一本宣传达尔文学说的通俗小册子,严复有意选译了其中论述演化的部分,并结合达尔文演化论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又借用中国典籍中的若干观念和词语,可以说是半翻译半评述地完成了一本符合在中国传播需要的书。严复希望通过这本书回答困扰着中国人的两个重要问题:中国为什么一再挨打?中国是不是就要亡种亡国?
严复告诉中国人,演化是普遍规律,不仅适于自然界,也适于人类。他试图告诉中国人,虽然国运岌岌可危,我们仍然能够“与天争胜”,在自强奋斗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严复十分欣赏赫胥黎以“与天争胜”的观点来匡正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的“末流”之失。《天演论》在向中国人敲响振聋发聩警钟的同时,支持了方兴未艾的变法自强运动。这样的思想迎合了中国当时特殊的政治与社会需要,引起了读者的巨大反响。在《天演论》出版后,不论是改良派的康有为、梁启超,还是革命派的孙中山、邹容,都读过或提到过这本书,并把达尔文学说运用于自己的政治理论中。就这样,原本是一种科学理论的演化论,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化身为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指导思想和政治口号[Pusey 1983]。它给中国的影响是如此之大,如此之广,以至于直到今天,严复所创用的“物竞”、“天择”等术语仍然家喻户晓,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接受达尔文演化概念最普遍的国家之一,尽管许多人一直“误读”达尔文的演化理论为“进化”理论。[张伟、刘旸 2009]
 
2. 科学影响
达尔文的演化论不仅影响着中国的社会思潮,特别是中国人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看法,也同样影响了中国近代科学特别是生物学的发展。首先,从五四时期开始,演化论已经越来越被作为一种科学理论而非政治思想来传播。20世纪初,留德工学博士马君武首先将《物种起源》引入中国。1902年到1903年间,马君武先后将《物种起源》中最重要的第三章“生存竞争”和第四章“自然选择”择译为中文,并以《达尔文物竞篇》、《达尔文天择篇》单行出版。1920年,马君武译《达尔文物种原始》由中华书局出版,16年间再版了12次。除了马君武之外,周建人、叶笃庄和方宗熙,以及谢蕴贞、伍献文和陈世骧等人也分别翻译了《物种起源》。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宣扬达尔文演化论的译著和文章开始在中国传播。
    中国近代的生物学研究是在达尔文演化思想的框架下产生和发展的。上个世纪初,以秉志为首的一群中国留学生聚集在康乃尔大学的所在地旖色佳(Ithaca),决定成立中国科学社,在国内发展科学事业。结果之一是20年代末在北平成立了静生生物调查所,专门从事生物学的研究,秉志和胡先骕分别带领了动物学和植物学的研究。这些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创始人在30年代进行了第一个壮举。他们在全国范围系统地采集动植物样本,收集到15万份植物标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志编纂委员会 2008]和近12万份动物标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史编撰委员会 2008],并对之进行分类,为中国的动植物物种分布作了奠基性的工作,从而开始了中国科学家关于演化系统和演化过程特征的研究。例如,1940年,秦仁昌以5条演化路线描述了蕨类植物32个科的起源关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志编纂委员会 2008]。另一方面,杨钟健于20世纪初领导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开创了中国古生物学领域的研究,后来这一机构发展成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他和裴文中等人领导的周口店古人类化石的研究,就已经是在达尔文演化理论框架下对人类演化所开展的明确研究。这些接受了达尔文理论的中国生物学先驱者们为现代中国生物学研究开创了一个广阔和牢固的基础。[李传夔 2009]
 
八 结语
 
通过以上评述的有关历史和纪念活动,我们看到,达尔文及其巨著问世以来,对科学事业和人类思想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他从根本上对生命在时间过程中的演替,以及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和演变过程的理性探索奠定了概念和事实基础。他的演化理论是生命科学纷繁研究领域统一的基础,为生物学家们理解生命现象提供了一类最有价值的思想方法。但是,达尔文本人不是无所不知的圣人,他在演化的遗传基础方面的缺陷由孟德尔的工作填补,并为后继的大综合演化学派、中性演化学派以及演化发育研究提供了基础,使演化生物学发展为一个前途广阔的研究领域。他的思想对中国社会在20世纪初的历史有着巨大的影响,并且从一开始就为包括动植物学和古生物学在内的生物科学在中国的开创和发展奠定了概念框架。一句话,达尔文改变了我们这个世界。
 
 
致谢  作者真诚感谢以下学者卓有见地的意见: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所洪德元和葛颂,美国密西根大学仇寅龙,中国科学院北京动物所张德兴,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顾红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弥曼和周忠和我们也非常感谢葛颂、张德兴、周忠和、仇寅龙慷慨赠送生物学史籍和文献,它们对我们了解中国当代演化科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李传夔 2009.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简史》(待出版).
张伟、刘旸 2009. 进化论在中国备受推崇的背后. 《中国青年报》. 225.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史编撰委员会 2008.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简史》. 北京: 科学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志编纂委员会 2008.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志》.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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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agosto

《饶议科学》:且看饶毅怎么说 (转载自科学时报)

在刚刚闭幕的2009上海书展上,饶毅推出了个人文集《饶议科学》。这是一本针对中国科学、教育的言论集,或者痛陈弊端,或者直谏对策,或者尝试以科学之美去感染读者,或者尝试以科研之乐去启迪同人。
 

《饶议科学》,饶毅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定价:28.00元

叶剑
 
下个月,饶毅教授全职回国担任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将满两年。
 
全职回国之前,从1996年开始,饶毅教授开始了他的科学文化中文写作,且一发而不收。在他2007年回国之时,也许很多人都在想,回国后的饶毅,还会是那个敢于用良知说话的饶毅吗?
 
在刚刚闭幕的2009上海书展上,饶毅推出了个人文集《饶议科学》。文集中收了许多回国之前的言论,也收了许多回国之后的言论。这是一本针对中国科学、教育的言论集,或者痛陈弊端,或者直谏对策,或者尝试以科学之美去感染读者,或者尝试以科研之乐去启迪同人。
 
这也是一种态度。身在圈外的时候,用良知说话与发事不关己的牢骚,表现出的差距也许并不 太远。人在江湖飘的时候还能保持良知,敢于直言,才显得真正可贵。看看这本《饶议科学》和饶毅教授的博文,2007年9月之前之后,文风和内容平实如故、 激越如故,还是那么敢做敢言,怎能不令我们由衷地钦佩?
 
饶毅说,说就是一种做。人不仅要做,而且要敢做敢说。公益的事情,不说,就是躲避。有些 事情说了,可提醒其他人做。有些事情,其他人想做,但是不敢做。有人说出来,可以激励其他人和其他机构去做。这样,后面的人做同样的事情时,阻力就会小很 多。那么,饶毅在书中都说了些啥呢?
 
他说科学,说基因,说神经。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钟扬教授说:“科研是一项艰苦的事业,科学家的特质便是从中提取 欢乐。”这是对饶毅的客观解读。饶毅的研究领域是神经生物学,他研究神经的发育,也利用果蝇、小鼠研究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比如研究果蝇的打架斗殴、求 偶吃醋,甚至同性恋行为。他沉浸其中,乐趣无穷。果蝇和小鼠就是他的宝贝,他曾说过:“你们不要问研究果蝇有什么意义,对于我们做果蝇的人来说,果蝇就是 最重要的动物!”他还说过:“对于我们来说做science就是娱乐,国家给你钱让你玩,多好的事!”这些都给我们一种强烈的感触:他是为科学而生的,他 对科学的激情和热爱发自肺腑。科学好玩,他玩科学,他同时还有强烈的欲望,要把体验到的科学之美、科学之乐说出来,去感染别人。
 
他说科学家,说他尊敬的前辈,说他赏识的后来者。
 
他不喜欢只讲“英勇故事”、剔除了对科学家励志形象“有影响”的“少儿版”科学家传记和 介绍,写实地为科学前辈画像。在他笔下,他写科学前辈们的各种经历,写成功也写失落,写科学家的个人境遇也写科学的时代背景。比如他写居里夫人,写她的坎 坷人生,写她少女时期不成功的初恋以及人到中年后没有结果的婚外恋,写她因身为女性而得不到科学界和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认可而愤懑不已、抑郁到休养一年。他 笔下的“成人版”科学家形象丰满、个性鲜明,让科学神坛上的科学家重返人间。他不但用文字为科学家“画像”,为了让这本书更有意思,他还满怀敬意地找人用 画笔为科学家画像。
 
他说中国科学,说中国科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说中国科学的优秀传统,更说中国科技界的种种弊端。
 
他性情率直,而且继承了优秀传统中的敢做敢言,不但很直接地批评个别的现象和科学家,更 从科学环境、经费体制、研究生教育这些方面检视和思考中国科学的普遍性问题,且敢于直陈弊端,发表自己的改革观点。他的大多数言论,正是集中在这个方面。 正因为此,他被看做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旗手。体制和环境的问题,需要一代代人去推进。他迅速关闭了在美国的实验室,全职回国做科学、做教育,就是希望 加入为中国科技和教育作贡献的行列。有些事情一下子做不到,他还是要说,他希望有学生在听,因为现在的学生再过20年,就是决策者。
 
他对中国科学不合理的东西的批评,正是出于对中国的热爱。他不但呼吁海外华人科学家为国 效力,也呼吁海外华人团结起来,不要做鸵鸟,要共同争取族群权利,保护华人和中国的利益。他率先反对邀请达赖喇嘛到2005年神经科学年会上演讲,上了 《纽约时报》,随后有近千位科学家联合签名反对。他还呼吁支持受到陷害的李文和。
 
他说诺贝尔奖,说值得获奖的工作,说诺贝尔奖委员会评错奖的尴尬,也说中国科学一年一度的十月躁狂和尴尬。
 
饶毅常在诺贝尔奖颁奖前一两天写科普文章,介绍他认为值得获奖的研究和学者,命中率之高 令人惊叹。比如2002年颁奖前写的一篇文章,开列并介绍了21项他认为值得获奖的工作及相关科学家,2002年至今,每年都有获奖工作在他的清单内产 生,至今累计已有十余项他列出的工作获奖,因而被称为“诺奖预测”。2008年下村修、钱永健等获奖前夕,作者更是专作一篇长文,介绍相关工作,结果三天 后诺贝尔奖评出,应验了他的“预测”。在被问及为何“猜得那么准”时,作者更是直言:“说得直白一点,这不是我准确,而是这个委员会跟我的水平有点接近 了。”客观还是高傲?客观是他的风骨,因客观而发的言论被人有意无意地视做高傲,他则全不理会。
 
他也说教育,不但说大学教育和研究生教育,还说中学和小学教育。不但说中国教育,也说美国教育。不但说问题本身,也说问题的后果和解决方案。
 
作为78级大学生和较早出国的留学生,饶毅一方面以自己的求学经历演绎了从国内“三流” 大学的学生成长为海内外著名学者的奋斗史,另一方面,也以他作为学生和老师对中国、美国的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教育的亲身体验为基础,进行了诸多思 考。他追求把讲课讲成说相声的效果,也追求在说相声中传道授业。如何刻苦、如何思维、如何看待名校?如何培养兴趣和拓展知识、如何培养健全的人格和创新精 神?中美教育体制和理念有何差别?新东方的英语培训真那么重要吗?是不是一定要出国去念研究生?且听他慢慢道来。
 
如何做一名科学家?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教授说,读了饶毅教授的书,你就知道了。

        《科学时报》 (2009-8-20 B2 科学 文化)

推荐 饶毅 科学网博客 http://www.sciencenet.cn/u/饶毅/
14 agosto

2009 ESA Annual Meeting in Albuquerque, NM (7/31--8/12)

借着参加2009 ESA Annual Meeting的机会,大家相聚Albuquerque,会后去了Grand Canyon和Las Vegas!

 

7/31 Friday: Santa Cruz -- San Jose -- Denver -- Albuquerque, 和Huifeng以及Wenyun两年没见了,感觉还是那么亲切,大家都没有什么大变化。品尝了fried cactus。

 

8/01 Saturday: 到美墨边境的White Sands National Monument参观,第一次看见真正的沙丘;景色还不错,就是太热了....第一次被人查护照!

 

8/02 Sunday: 去Albuquerque西北方向的一个creek,有幸和Huifeng以及planta.cn马总版主一起hiking....准备下周的ESA会议。

 

8/03 Monday: Monica Turner的Keynote speak只听了一半,感觉还不错。下午有几个不错的talk和poster。和很多future ecologists (Lijun, Rui, Dan, Quanying....)重逢,大家都做得很不错,可惜没有时间深入地聊聊!

 

8/04 Tuesday: 我的poster好像不少人感兴趣,David Eissenstat提了几个问题,Josh Schimel、Jack Morgan等牛人只是看了看没有comments,倒是几个fellow graduate students提了很多详细和深入的问题,感谢各位好友的捧场。比较遗憾的是没有抽出时间看别人的poster....anyway, 那个coupled biogeochemical cycles还是有好几个talk相当不错(e.g. Schlesinger, Likens, Finzi....)错过了Teskey (Jingjing Yin导师)和Yiqi Luo的talk。和Yuanhe Yang, Chao Liang等重逢!

 

8/05 Wednesday: 上午继续去coupled biogeochemical cycles听牛人的talk(Keeling, Tans, Fung, Randerson, Burke);下午只能去Rhizosphere and Root Function听我老板的talk了,Eissenstat Lab的工作还是挺扎实的,就是其人不够approachable(或者说情商没有智商高)。北师大的那个同学做得也不错。遗憾地错过了BEF那个session的talk以及James Elser的stoichiometry talk。

 

8/06 Thursday: 上午听sino-eco组织的symposium,下午的climate change有很多牛人的talk(Norby, Shaver, Knapp, Phillips...)晚上参加了sino-eco组织的dinner party,可惜今年很多senior members要么没来开会要么提前走了。Anyway, 又认识一些同行,大家相约明年Pittsburgh再叙!

 

8/07 Friday: 上午没怎么听talk,因为也没有什么可听的了;倒是去poster session和几个fellow graduate students好好聊了聊。这次会议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增长了信心,也对将来的道路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明年6月或者9月就要毕业了,我已经开始在找postdoc了。各位朋友如果有关于我的研究方向(biogeochemistry, rhizosphere processes, global change ecology, C & N cycling....)的postdoc信息,望不吝分享!

 

8/08 Satuday: Huifeng,我,还有汤医生一家三口一行五人开车从Albuqerque出发去Grand Canyon和Las Vegas。中间顺道游玩了Petrified Forest National Park,傍晚到达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的south rim。我们住在village, 方便看日落和第二天的日出。至于景色,没得说,将来应该带上家属住上2-3天好好玩玩!

 

8/09 Sunday: 我和Huifeng五点就起来跑去看日出。上午大家又把剩下的景点看完,便奔向Las Vegas。我们住在豪华的五星Wynn Hotel。晚上看了Treasure Island Hotel的海岛和女妖大战后已经累得不行了,看来还是老了,这么长途开车游玩感觉还是累;以后可以考虑选个地方住下来慢慢玩。

 

8/10 Monday: 上午沿着Las Vegas Boulevard一个一个地看Hotel和free show。各有特色吧,相比较我还是喜欢Bellagio门前的音乐喷泉,Mirage的火山喷发也凑合。我上午玩slot machine,很快就输了$5。下午累了回hotel休息时觉得无聊,又玩了$1,期间有一把从只剩20 cents到赢了$8多,本来想见好就收的;只是据说低于$10的跑去cash会被人笑话的,所以直到打光所有子弹才罢休....觉得gambling真没意思!好在晚上的La Reve show还是超赞的,$125的票感觉值!

 

8/11 Tuesday: 7点从Las Vegas往Albuquerque赶,在Hover Dam匆匆地拍了几张照。晚上热情的张医生一家宴请我们。大家交谈,感觉广州这个城市挺不错的,寒假回去一定去好好看看,将来说不定就去那儿工作了。

 

8/12 Wednesday: Albuquerque -- Denver -- San Jose -- Santa Cruz!

 

全程最应该谢的一是Wenyun,我们骚扰了你十多天,住你家还开你的车;二是Huifeng,全部行程都是你一手安排,张罗一切还管开车,特别是12日大清早去还车时我还在睡大觉....

 

照片请见相册2009 ESA

 

So glad to meet a lot of old friends and to know some new friends! See you all next year in Pittsburgh (2010 ESA Annual Meeting)!

29 luglio

路考通过,拿到驾照

三周之前买了车,1999 Mazda Protege, 73K miles.... 在各位好友的耐心教导下,今天终于过了behind-the-wheel driving test, 正式拿到驾照。其实我written test就拿了full score, 看来这么多年了我还是对考试不惧。
 
谢谢小马哥,才哥,毛毛,bangyu,sun yi...
 
其实早就应该买车拿驾照了,以前每次同学来都要麻烦别人,以后就好了。开玩笑说,现在也算"有房有车"的人了,大家过来玩就很方便了....
21 luglio

What is Environmental Studies?

Environmental studies is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human interaction with their environment. It is a broad field of study that includes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built environments, and the sets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 While distinct from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the discipline encompasses study in their basic principles as well as the associated subjects, such as: policy, politics, law, economics, social aspects, planning, pollution control,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interactions of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Curren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ave evolved into a complex set of interdisciplinary issues involving ecological,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s well as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considerations. Modern environmental studies must include the study of the urban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28 giugno

Transformers: Revenge of the Fallen

昨晚去看了Tansformers, 感觉很不错。上一集是两年前看的,除了汽车人炫目的变形和Megan Fox的惊艳外,印象就不深了。这次感觉特技更牛一些,又加了一个美女Isabel Lucas, Shia LaBeouf的演技也有明显长进.... 情节还是没有完全看懂,所以晚上回家之后又查了查wikipedia和百度百科,现在这几乎已经成为每次去电影院看电影之后的必修课了.... 转发一篇影评如下!
 
Btw, 最近刚买了车,正在学习当中,以后大家过来玩就不用麻烦别人了....还有我的生日6月29日其实是农历,我们农村的传统,也不打算改了;anyway, 在此谢谢各位的祝福了!
 
 
一 刺客
    黄昏,威震天站在夕阳下,后面“进出口公司”招牌的阴影,恰好盖住了他的脸。他的脸仿佛永远都隐藏在阴影里。虽然已经有几千年没有杀人了,但是他每次杀人前,总是觉得很紧张。
    这条高速公路本是城里最热闹的地方,现在也正是这地方最堵车的时候。天火的目光从熙攘的车流里穿过,停在了路边的一台挖土机上。
    这台挖土机名叫破坏者。他是霸天虎里个头很高的一个,甚至有些臃肿,但他却有一只灵巧的挖机,通常他就是用这只挖机杀人。现在他正伪装成挖土机在路边挖路,因此还遭到了路人的唾弃:“不是说好了5年内城里道路不开挖的吗?怎么现在又挖上了,拿我们老百姓当猴耍呢?”
    破坏者并没有理睬这些路人,因为他知道一会儿他们都得死,这里会死好多人。
    进出口公司的斜对面是帝国大厦,红蜘蛛就躲在大厦的楼顶后面。谁也不知道他是男是女,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但他却是霸天虎里最不喜欢变形伪装自己的一个。不变形那是因为没有变形的必要,作为一名刺客变成一架F-22猛禽式喷气歼击机飞在城市的上空显然太招摇了。
    他们是三个人一起来的。威震天、破坏者、红蜘蛛。就在这里,这三个霸天虎立刻就要做一件惊人的事。
    他们做的事总是要流血的。
 
二 任我行与东方不败不得不说的故事
    矩阵,是上古流传下来的神器,据说只有那些很久以前的长老才知道矩阵是什么样子,而无论是霸天虎还是汽车人,无论谁能得到它,谁就可以彻底击败对方!这些霸天虎,要找的,就是维系了汽车人和霸天虎双方命运的矩阵!帝国大厦,就是传说中矩阵的藏身之处。它到底在哪里呢?威震天陷入了沉思,霸天虎已经把帝国大厦里翻了个遍,仍然未能发现矩阵的踪影,这时候,威震天缓缓打开了脑海中最深层的一个记忆体——在很久以前,一个长老曾经告诉过它,如果有一天碰到它解决不了的难题,就打开它!但是一定要到最后关头才可以。在人生中的很多难关面前,威震天都咬牙挺过来了,但是这一次,它感到了彻底的绝望,于是,它使用了这个最后的记忆体。记忆体里,那个长老复活了,它告诉威震天,矩阵其实藏在一本书里,霸天虎只有化身为书中的人物,才能找到矩阵!这本书,就叫《金庸群侠传》。
    于是,威震天变成了金庸笔下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是……任我行!变成任我行的威震天,发现自己被几根粗大的铁链锁在海底,它的琵琶骨被死死锁住,以至于它无法发挥出它那天下无敌的内力。这肯定是汽车人的陷阱!威震天绝望地想到,就在此时,它听见原本宁静的海水中有一些细微的声音,张开眼,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身影正朝它游来。“是令狐冲吗?”威震天版的任我行惊喜地问道。“不是,我是东方不败!”对方一边回答,一边已经来到任我行的面前,任我行定睛一看,大怒:“拉倒吧你,穿上马甲就以为我认不出你来啦,红蜘蛛?!”红蜘蛛游到任我行的身边,一边解着铁链,一边委屈地辩解:“我冤枉啊,我原来是不想扮演这个变态的,但是金庸的小说里就是这么设定的呀,谁让我一直对咱们霸天神教教主的位置有野心呢?”任我行的铁链被解开了,顿感浑身都是劲,十分不满地一把推开红蜘蛛版东方不败,边往上游边说:“我早看出来了,好在你还有利用价值,我就不和你计较!看你打汽车人的表现了!”
 
三 活死人墓
    霸天虎变身金庸小说人物之后,成功营救出威震天的噩耗,迅速传到汽车人的耳朵里,于是汽车人全体通过了也变成金庸笔下人物的决定。变化完毕之后,大家纷纷处在昏迷的状态,率先苏醒的是擎天柱,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围棋盘的旁边,还没等观察身边情况,就被人一脚踹进了身后的一间石屋,屋子里头有一个熟悉的面孔。“天火?你也来啦!”擎天柱惊喜地说,正待上前套近乎,天火伸手严肃地制止了他:“我不叫天火,我的名字是无崖子,是逍遥派掌门,虚竹,我等你已经很多年啦!”擎天柱迷茫地四处看:“虚竹?谁是虚竹啊,这里只有我们俩啊……”“你就是虚竹!”天火版的无崖子伸手冲擎天柱一指,旋即抓住了擎天柱的手臂:“我知道你们打不过霸天神教,原因还是你内力修为太差,来,我这就把逍遥神功尽数传授给你!”擎天柱还没表示是否同意,就感觉一股强劲的内力自无崖子手臂上传了过来,头一歪,又昏迷过去……
    堕落金刚已经变化为丁春秋,和任我行一起,率领着手下一帮徒子徒孙,正在为害著名的3A级旅游景点——活死人墓!以那台名为破坏者的挖土机为首的一帮人挖得正起劲,堕落金刚版丁春秋则在一旁祭出吸星大法,保护着疯狂作案的现场。就在高大的活死人墓即将被挖塌的瞬间,从墓里闪出了一个身影,霸天神教的众人一起惊呼:擎天柱!丁春秋相当不以为然:擎天柱的战斗力我很清楚,不足为惧!给我继续挖!只见擎天柱在半空中翻了个筋斗,哈哈大笑,一招降龙十八掌劈出去,丁春秋的手下死伤一片,任我行目瞪口呆:“我K,擎天柱的轻功什么时候这么好了?会了降龙十八掌?背上还长出了一对翅膀!”擎天柱看出了众人的疑惑,轻盈地落地之后摆出一个迷人的POSE:“对不起,请叫我虚竹!”
 
四 段誉的凌波微步
    擎天柱版的虚竹,和任我行以及堕落金刚版的丁春秋率着大小金刚们激战正酣,从远处跑来了一个身影,手里还挽着一个柔弱的女子,擎天柱凝神看了半晌,大叫“ 山姆!”等跑到眼前,果然是山姆,山姆抹了一把脸上的汗,严肃地纠正道:“我现在的身份是段誉,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女朋友王语嫣。”梅根·福克斯版王语嫣冲大家嫣然一笑,给大家道了个万福,随即正色道:“我和段郎此次前来,是为了告诉大家,我们知道矩阵藏在哪里了!”众汽车人齐声问道:“在哪里?”“ 就在这里!”段誉朝活死人墓一指。“活死人墓,其实就是多年前外星人修筑的,他们临走前,把矩阵藏在了里面,刚才霸天神教猛挖活死人墓,就是为了要把矩阵挖出来!”擎天柱精神为之一振,大声喊道:“那我们还等什么,兄弟们上啊!”“等一下!”段誉冷静地制止了大家,“这个活死人墓,只有八字纯阴的人才能够上去,而我正是这样的人!”“战斗这么激烈,你爬到活死人墓上会死的!”擎天柱悲愤地说。“不会的,我是段誉,我会凌波微步!”段誉狡猾地冲大家笑了一下,随即就冲了出去,然后大家目瞪口呆地看着一个瘦弱的身影神奇地在枪林弹雨中闪躲腾挪,旋风一般在战场上移动,一转眼的工夫,就到了活死人墓的脚下。霸天神教的金刚们也呆住了,他们没想到居然有人可以穿越他们的封锁线,而丁春秋则像疯了一样指挥着手下:“把这小子给我宰了!”但是已经晚了,只见段誉施展着天下无敌的凌波微步,几个纵身,便到了活死人墓的顶端,不一会,他就兴奋地冲下面大喊:“我拿到啦,我拿到矩阵啦!”
 
五 桃谷六仙的冷笑话
    战斗随着段誉拿到矩阵就结束了。霸天神教一哄做鸟兽散,硝烟散尽,战场上出现了6个形容委琐的身影。“山姆!”一个声音大叫起来,另一个声音几乎同时响起:“别理她山姆,你妈刚吃了大麻!”“你真难看!”“你才难看!”还有两个声音在争吵,除去这四个声音之外,还有一个悲伤的声音:“朝廷抛弃了我,我却愿意为朝廷去死!”“好啊,那你就去死吧……”汽车人们听到这些吵闹的声音,都纷纷皱起了眉头,虚竹低头想了半天,忽然抬头,眼中放出光来:“难道他们就是传说中的桃谷六仙?”“不错我们就是桃谷六仙!”那6个身影排成一排,整齐地说道。“我们实在是太看不惯任我行那厮的所作所为了,我们决定弃暗投明!” 擎天柱喜出望外,转头说:“这下我们的队伍更壮大啦!”
    打扫战场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7个还有战斗力的霸天神教的金刚,组成了一个硕大无比的金刚出现在汽车人的面前。“这是什么?”“开心网车队吗?”“不对,我看像全真七子!”“拉倒吧,还全真七子呢,我看顶多是江南七怪……”这时候那个组合金刚实在忍不住了,大声喊道:“喂,我的名字是大力神!”话音未落,就张开血盆大口,展开吸星大法,下盘不稳的几个小汽车人被他吸了进去,桃谷六仙也未能幸免,正在大家惋惜之时,就见到大力神猛然倒在地上,开始剧烈的呕吐,一直把身体里的最后一滴汽油吐出来,才有气无力地垂下了头。桃谷六仙笑嘻嘻地从大力神的嘴里跳到地上,齐声说:“只不过在它肚子里讲了几个冷笑话而已,至于反应这么大吗?”
 
六 结局
    汽车人一方大获全胜,而霸天神教的丁春秋、任我行以及东方不败一众人等,则败走他乡,图谋下次再卷土重来。汽车人离开了《金庸群侠传》,变回原形,收到了朝廷寄来的邀请函,于是大家盛装前往。到了欢迎酒会上,朝廷众大员都是一脸严肃,汽车人正诧异之时,人群闪出一人,冷冷地对擎天柱说:“萧峰,你身为外星人,怎么可能安心为地球卖命呢?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你们还是回到赛博坦星球去吧!”擎天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喃喃说道:“我不是萧峰呀,再说了,我们完成了任务,现在已经不是金庸群侠了呀!”大员冷笑一声,指着擎天柱胸前的汽车人标志说:“看,这就是你们外星人的标志,我们地球人是没有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话你总听过吧,俗话说狡兔死走狗烹,我们的共同敌人霸天虎已经被彻底打败了,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考虑,我们还是井水不犯河水为好!”擎天柱悲愤地仰天长啸:“悲哀啊,我为地球卖命这么多年,早已和地球人同呼吸共命运,现在大敌未灭,怎能自相残杀!”但是在地球大员的强烈要求下,擎天柱率领着汽车人含恨离开地球,然而,霸天虎的目光,却从未离开过地球这片热土……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集。
02 maggio

方精云:追绿色的人 (转载自经济观察报 记者晏礼中)

       安徽怀宁是方精云的家乡,那里没有木材。谁家死了人想打副棺材,都得到处求人。他们村子里有户人家,有亲戚在邻县的林场工作,能搞到木材,于是他们家便门庭若市,好不热闹,这家人走在村子里也都昂首挺胸,好不威风。那时候,方精云就想,今后长大了一定要从事跟木材有关的工作,让家里人也能像那家人一样风光。
 
  后来,他报考了安徽农学院林学系。若干年后,身为北京大学生态系系主任的方精云还是不能够帮村里人搞到木材,但他能在别人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问题的指责声中,证明在遏制全球气候变暖方面,中国比别人更下力气。
 
  那时基本没什么理想,最大愿望就是离开农村
 
  经济观察报:可以先谈谈你的童年经历吗? 
  方精云:我出生在安徽怀宁县的农村,家有六个小孩,我是老二,上面有个姐姐。因为在男孩里我是老大,所以潜移默化地便有一种责任感。九岁时,我就开始挣工分了,就是帮大人看牛、插秧,但稻谷我打不动,就抱去给大人打,这也能挣工分。读小学时,印象最深的就是好几个年级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老师经常在这边讲几句,又去那边讲几句。三年级时,我换了三个学校。一个学校待了没多久,学校就没了,又换另一个,待几个月,突然又没了,那时候小,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升高中是在1976年,那时候,我们的文化课上得很少,物理化学都停了,而且是半天上课,半天劳动。文革虽说已经结束了,但有些做法在我们那偏僻的地方还惯性地持续着,学校的墙上还是贴满了大字报,两棵树之间拉着绳,绳上挂满了批判校长的大字报。
 
  经济观察报:那时候你怎么学习?
  方精云:我学习挺自觉,成绩一直不错。我父母都是务农的,没什么文化,既不催我,也不管我,我也没经历过什么青春逆反期。学习是自己的事,不学习也是自己的事。那时候,农村还没有电,都是白天劳动,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学习。书也很少,谁要是得了本书,必须飞快看完,因为很多人都排着队等着呢,不像现在的书多得跟垃圾似的。
 
  经济观察报:那时候的小孩跟现在的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吗?
  方精云:现在的小孩多聪明啊,见的新鲜事物也多,不像我们那时,可傻了。过去农村用的是煤油灯,睡觉时要吹灭,刚通电的时候,我们大人小孩都围着电灯吹,怎么吹都吹不灭。还有,有线广播架起来时,我们听到喇叭里有声音,有大人说,里面住着人,我们还真信,就是觉得奇怪,人怎么能躲到喇叭里去,现在想起来都挺有意思的。
 
  经济观察报:你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有没有想过后来会成为一名科学家?
  方精云:科学家?从来没想过。那时候,基本没什么理想,最大愿望就是离开农村。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
  方精云:农村苦啊。除了家里的劳动之外,还要参加学校组织的“大地园林化”,就是先用人力平整土地,再实现机械化操作,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儿。所以,总觉得城市是天堂,农村是地狱。那时候,农村人也不能像现在这样随意到城里打工,也没有招工考试一说,城里人一辈子都是城里的人,农村人一辈子都是农村人,农村人想到城市去,想都不用想。唯一离开农村的机会就是参军。只有先参军在部队里提了干,才能再转业到城里。
 
  “杰出青年基金”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
 
  经济观察报:所以,恢复高考后,你进城的机会就来了,当时是怎么报志愿的?
  方精云:当时对志愿也没什么概念,只是父亲告诉我,有两个专业别填:一个是医学,一个是师范。因为我胆子小,妈妈杀鸡让我抓着,我都是闭着眼,脑袋扭向一边,把胳膊远远地伸着,当医生要给别人开刀,这个胆量肯定不行。另外,我从小就内向,不爱说话,当老师不会说话是不行的。果然,上大学时,我和班上一半的女生都没说过一句话。
 
  经济观察报:那又是为什么选择了林学呢?
  方精云:说起学林还挺有意思的。其实,我当时很喜欢数学,高考分数又超出重点线很多,所以在重点大学的填报栏里,我填了北大、中科大等名校的数学系,但没有被录取。在普通院校填报栏里,第一志愿就填了安徽农学院林学系。我老家的农村特别缺木头,谁家死了人要打棺材,都得到处求人。刚好我们村有家人,他家有个亲戚在邻县的林场工作,能搞到木材,所以他家经常都是门庭若市,特别热闹。当时我就觉得,以后我要能从事跟木材有关的工作,家里肯定能特别风光,所以学林业也应该很好。
 
  经济观察报:后来你又去了日本继续深造,那边的情形是怎样的?
  方精云:在日本念研究生基本上没什么课。虽然有修学分的要求,但也都是形式,课少,考试也少。日本都是自主科研,喜欢什么,对什么感兴趣,就研究什么,大多数人都是凭着爱好念书,都自愿地吃苦耐劳,科研课题也喜欢独立完成。比如,我在日本的博士生导师就一直想要跟中国联合考察西藏,于是1989年派我回来打前站,建立些联系,做些准备。但回来时,刚好碰到国内政治形势比较特殊,日本导师就托人找关系,把我给弄回去接着念博士后。没念多久,国内形势好了,导师还是想继续西藏的考察,所以,我1990年的下半年又回来打前站了。对于我那个导师来说,考察西藏就是他的乐趣。
 
  经济观察报:刚从日本回国进行课题研究时,国内的情形如何?
  方精云:当时中国科研体制正处于变革之中,科研经费以国家财政划拨为主,企业、社会资助或其他基金类的支持几乎没有,生态环境领域的课题又属于公益研究,获得科研经费相当困难。1989年到1991年两年间,我得到的科研经费只有1000元的所长基金,科研工作难以为继。在那两年中,除了一次中日合作的喜马拉雅山南坡生物多样性调查,由日本提供一些经费,我可以跟着到野外考察、搜集点资料外,其他的考察和科研工作基本上都不能进行。无奈之中,我才又到日本去做博士后研究。
 
  经济观察报:后来你又是如何开展自己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的?
  方精云:1995年,我获得“杰出青年基金”60万元的资助。那时候,60万元的基金是个不小的数目,我就觉得很多事都可以开始做了。我非常感谢“杰出青年基金”,它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并为我以后的科研打下了良好基础。当时,我申报的课题是中国生物多样性分布规律的研究。实际上,我带的课题组所做的工作远不止这些,在野外调查和研究过程中,我们不断发现新的问题,也数次调整过研究内容。我曾两次向自然科学基金委提交报告、修改研究计划,将研究领域从生物多样性研究扩展到植被气候关系、碳循环和北极生态等多个研究领域。
 
  中国在遏制全球变暖方面比美国更下力气
 
  经济观察报:“碳循环”是怎样进行的?
  方精云:据测算,人类活动每年释放出的二氧化碳为70亿吨,有30亿吨至34亿吨排放到大气中,20亿吨被海洋吸收。由于陆地生物圈与大气圈之间碳循环处于平衡状态,因而剩下的16亿吨至20亿吨二氧化碳则“去向不明”。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北半球高纬度陆地森林生态系统是世界环境的“净化器”,对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起到了巨大的吸收、存储作用。
 
  经济观察报:这个研究成果有何作用?
  方精云:它为解释“二氧化碳去向不明”现象提供了新思路。我们的工作和其他人的研究让持续二十余年的“失汇”之谜有了答案。不过,“碳汇”问题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很难说某一国家对碳汇的具体贡献有多大。即便在美国,不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差异可达五六倍以上。
 
  经济观察报:我国陆地的“碳汇”究竟有多大?
  方精云:因为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多而复杂,目前还没有进行系统全面的评估,还无法进行精确的估算。我曾利用1949年至1998年间七次森林资源清查的资料,推算了中国五十年来森林碳库和平均碳密度的变化,分析了中国森林植被的碳源、碳汇功能,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的近二十年中,我国森林植被净吸收二氧化碳的功能明显增强,净吸收量可达工业排放量的5%-8%,从而为减缓地球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速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个研究结果发表在2001年的《科学》杂志上,被认为是首次对中国的碳汇做出真正正确的评价。
 
  经济观察报: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数据,综合衡量面积和密度两项指标分析1990年到2005年全球森林的变化,并得出世界正在变绿的结论。而得出这一乐观结论,使用的正是由你参与的“森林恒等式法”,那是一个怎样的研究方法?
  方精云:以前主要是侧重面积的变化,面积是一个量,其实还有一个质的变化——森林密度。我们这个工作就是从面积的变化和密度的变化来看森林的整体变化情况,所以得出的结论跟以前不一样。在我们这个研究里,森林面积减小的国家占一半还多一点,增加的国家是百分之四十几,所以面积还是呈减少的趋势,但是考虑森林的密度或质量的时候,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森林质量增加的国家占70%左右。总的结论就是全球的森林不像人们以前说的那样,好像破坏得很严重,而是向着好的方向在转变。
 
  经济观察报:怎么个转变法,目前全球森林净增加的量能有多少?
  方精云:我们还没有从总量上给出数据,而是看(森林)增加或减少的国家占的比例,尤其像北半球的中高纬度地区,增加比较明显,像中国、美国、日本和欧洲都非常明显。有两个主要的国家,一个是印度尼西亚,另外一个是巴西,这两个国家森林的密度和面积都比较大,这两个国家拖了后腿,如果这两个国家去掉以后,增加得就很明显了。
 
  经济观察报:森林密度增加的原因是什么?
  方精云:原因很多,比如说在中国,1970年代开始造林,长到三十年以后,单位面积的木材量或生物量都在增加——原来是刚造的林,后来幼林变成成熟的林,成熟林的密度肯定要比幼林高。
 
  经济观察报:从什么时候开始全球的森林就从一个损失的状态,进入到了增加的状态,这种增加的状态大概持续了多少年?
  方精云:不同的地区转变是不一样的。欧洲转变得比较早,比如说法国,它在一百二三十年前就开始转变了,整个欧洲都是比较早的;后来,北美这边开始增加;亚洲转变的时间比较晚,中国就是三十年前,日本是二战结束以后——日本森林面积比较小,但是它的密度比较大。工业越发达,社会程度越现代化,森林转换的时间就越早。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森林面积还会不断扩大,密度还会不断增加吗?
  方精云:我是比较乐观的——虽然我是搞生态的,搞生态的人看问题比较悲观,但我觉得这种增加肯定是一种大的趋势,无论是从自己国家的环境保护,还是从木材生产的角度,都要求这样去做。所以我觉得在未来三四十年,这种增加的趋势还是会有的。只不过全球的森林要达到一个稳定的值,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森林要占一部分土地,其他的产业、人类居住也要占一部分土地,所以森林增加到一定的程度,估计全球森林在现有基础上——现在覆盖率是20%,再增加10%,达到30%,基本上在面积上是饱和了,那个时候,林子还是要长的,森林的密度还会增加。
 
  经济观察报:这样的变化会对全球气候变暖产生怎样的影响?
 
  方精云:森林跟气候本身发生关系,就是所谓气候跟陆地生态系统发生作用,对整个气候系统会起一种调节作用。另一方面就是森林在生长过程中会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这些二氧化碳大部分是工业使用的化石燃料,包括煤、石油、天然气而产生的,从而降低了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这样相应也就减小了全球变暖的趋势。
  经济观察报:据说美国前总统布什在解释拒绝执行《京都议定书》时,经常指责议定书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置于二氧化碳排放限制之外。而正是你的研究结论让《纽约时报》相信,布什在“草率评估”这一问题时,忽视了中国在控制二氧化碳排放上所取得的成就。
 
  方精云: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6%,但二氧化碳排放量却下降了17%。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政府在遏制全球气候变暖方面比美国政府更下力气。
  经济观察报:你是怎样发现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在减少的?
 
  方精云:我们的研究小组利用大量的野外实测资料及建国五十年来的森林资源清查资料,采用改进的生物量换算因子法,研究了中国五十年来森林植被二氧化碳源汇功能的动态变化情况。我们发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毁林开荒等因素,中国森林植被向大气中净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但在最近二十多年中,情况发生了逆转。我们利用二十年来的卫星遥感数据及与其相匹配的气候、土壤和植被信息,研究中国陆地植被生物生产力的时空变化情况,结果发现,由于大气二氧化碳增加以及气候变暖等因素,中国陆地生物生产力每年约按1%的速度增长。另外我们还发现,不同地区的“生物生产力”的时间变化率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与不同的土地利用方法和不同地区的环境差异有密切相关。
 
  现在科研领域的不正当竞争很多
 
  经济观察报:平时的工作时间怎么安排?
  方精云:除了上课、带学生搞课题外,我还在国内外多个学术机构中任职。但最耗费精力的还是花在《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Ecosystems》、《Global Environment Change》、《Ecological Research》、《Research Letters in Ecology》这些国际学术刊物上的工作,我是他们的编委会成员。我还是国内多个学报的副主编或编委,并为《Sci-ence》、《Nature》这样的国际刊物审稿。这些学术文章都是很难的,要为别人审稿,给出意见,自己就得先搞清楚。所以,感觉时间永远都不够,忙不过来。
 
  经济观察报:对于现在的中国科学界,你如何评价?
  方精云:中国现在科研领域的不正当竞争很多。一部分科研工作者都把时间花在申报科研经费上,因为有些科研经费是有限的,你有了,他就没有了。更有少数人成了项目申请专业户,什么样的项目都申请,申请到之后让其他人去做,跟转包公司一样。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对于科学的发展是非常有害的。
 
  经济观察报:据我们看到的数字,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对科研的投入正在逐年加大,这对不正当竞争有所缓解吗?
  方精云:的确,越来越多的人不需要通过恶性竞争就能获得研究经费了,因为国家投入的经费比以往大大增加了。大家也都明白,申请经费是为了做研究,而不是为了申请经费而去申请经费,只有这样,才可能做出像样的研究。但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是,虽然经费投入多了,但经费常常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结果造成很多想搞研究的人手里没项目,一些不想做事情的人却掌握着很多的经费。
 
  经济观察报:日本的科学界会有类似的状况吗?
  方精云:没有,他们的体制很好。比如,他们要做一个课题的研究,就会几个学校做这个领域的科学家一起去申请,然后大家一起做,他们认为做科学研究就该集思广益,一个人不管怎么做,这个学科领域也很难发展起来。
 
  方精云,1959年出生,安徽人。1982年毕业于安徽农学院林学系,同年考取教育部出国研究生赴日本学习,1989年获大阪市立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200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院士。现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长江特聘教授,生态学系主任。
  方精云主要从事植被生态学、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植物生物地理学的研究。他建立了我国陆地植被和土壤碳储量的研究方法,较早地开展了碳循环主要过程的野外观测,构建了中国第一个国家尺度的陆地碳循环模式,为我国陆地碳循环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还系统研究了我国大尺度的植被动态及时空变化,揭示了我国植被生产力的变化趋势、空间分异及其对气候变化响应的规律;系统开展了我国植被分布与气候关系的定量研究,提出了基于植被气候关系的我国植被带划分的原则和依据,首次采用统一的调查方法研究了我国山地植物多样性的分布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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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东西我都是第一次听说,呵呵!觉得方老师再接受媒体采访时常常能将学术问题表达得很浅显易懂,不容易。
24 febbraio

The No-Stats All-Star

An interesting New York times report on Shane Battier - my favorate basketball paper in addition to Yao Ming
 

http://www.nytimes.com/2009/02/15/magazine/15Battier-t.html

希望今年Rockets能够突破季后赛第一轮!

Shane Battier (Go Rockets!)

Ready to go!

A Coach's Dream
Before one game, Shane Battier asked Coach Rick Adelman (right) if he could come off the bench
to be able to guard the high-scoring sixth-man Manu Ginóbili.
"No one in the N.B.A. does that," says the Rockets’ general manager Daryl Morey.
 
Defense

Battier Knows Bryant is a Less-Efficient Scorer
1 Off the dribble.
2 Shooting from long range with a hand in his face.
3 Going to his left, not his right.

20 dicembre

Update

每周一次的happy saturday 篮球
Our basketball team at UCSC
准备soil warming 实验
Our 13C continuous labeling greenhouse
10月参加了Houston的SSSA年会,这是我和吴晗的可爱女儿(真是黑白分明啊..)
Redwood tree ring (at Big Basin Redwood state park, CA)
原来redwood的根系这么浅,尤其是相比其高度
Redwood (Sequoia sempervirens) 很多都是丛生的
Redwood森林中的露天剧场
Still alive redwood tree
和Mother of the forest 合张影
这里面还挺宽敞的
Natural bridges state park at Santa Cruz, 有点象桂林的象鼻山
Santa Cruz wharf
去Wharf无数次了,这才是第一次进去吃顿饭(great view)
开完AGU后,我们又去了Mystery 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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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年总结:回了一趟家,做完了主要实验,开了SSSA和AGU的两次年会。接下来写paper,一边research一边teaching,争取10年6月毕业!
希望明年8月的ESA年会上(Albuquerque, New Mexico http://www.esa.org/albuquerque/)能和大家再聚!
28 settembre

[转载] 俞敏洪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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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学、各位领导:
 
大家上午好!(掌声)
 
非常高兴许校长给我这么崇高的荣誉,谈一谈我在北大的体会。(掌声)
可以说,北大是改变了我一生的地方,是提升了我自己的地方,使我从一个农村孩子最后走向了世界的地方。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北大,肯定就没有我的今天。北大给我留下了一连串美好的回忆,大概也留下了一连串的痛苦。正是在美好和痛苦中间,在挫折、挣扎和进步中间,最后找到了自我,开始为自己、为家庭、为社会能做一点事情。
 
学生生活是非常美好的,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我还记得我们班有一个男生,每天都在女生的宿舍楼下拉小提琴,(笑声)希望能够引起女生的注意,结果后来被女生扔了水瓶子。我还记得我自己为了吸引女生的注意,每到寒假和暑假都帮着女生扛包。(笑声、掌声)后来我发现那个女生有男朋友,(笑声)我就问她为什么还要让我扛包,她说为了让男朋友休息一下(笑声、掌声)。我也记得刚进北大的时候我不会讲普通话,全班同学第一次开班会的时候互相介绍,我站起来自我介绍了一番,结果我们的班长站起来跟我说:“俞敏洪你能不能不讲日语?”(笑声)我后来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拿着收音机在北大的树林中模仿广播台的播音,但是到今天普通话还依然讲得不好。
 
人的进步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在北大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有很多事情特别让人感动。比如说,我们很有幸见过朱光潜教授。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是我们班的同学每天轮流推着轮椅在北大里陪他一起散步。(掌声)每当我推着轮椅的时候,我心中就充满了对朱光潜教授的崇拜,一种神圣感油然而生。所以,我在大学看书最多的领域是美学。因为他写了一本《西方美学史》,是我进大学以后读的第二本书。
 
为什么是第二本呢?因为第一本是这样来的,我进北大以后走进宿舍,我有个同学已经在宿舍。那个同学躺在床上看一本书,叫做《第三帝国的兴亡》。所以我就问了他一句话,我说:“在大学还要读这种书吗?”他把书从眼睛上拿开,看了我一眼,没理我,继续读他的书。这一眼一直留在我心中。我知道进了北大不仅仅是来学专业的,要读大量大量的书。你才能够有资格把自己叫做北大的学生。(掌声)所以我在北大读的第一本书就是《第三帝国的兴亡》,而且读了三遍。后来我就去找这个同学,我说:“咱们聊聊《第三帝国的兴亡》”,他说:“我已经忘了。”(笑声)
 
我也记得我的导师李赋宁教授,原来是北大英语系的主任,他给我们上《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时候,每次都把板书写得非常的完整,非常的美丽。永远都是从黑板的左上角写起,等到下课铃响起的时候,刚好写到右下角结束。(掌声)我还记得我的英国文学史的老师罗经国教授,我在北大最后一年由于心情不好,导致考试不及格。我找到罗教授说:“这门课如果我不及格就毕不了业。”,罗教授说:“我可以给你一个及格的分数,但是请你记住了,未来你一定要做出值得我给你分数的事业。”(掌声)所以,北大老师的宽容、学识、奔放、自由,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北大的学生,真正能够得到北大的精神。当我听说许智宏校长对学生唱《隐形的翅膀》的时候,我打开视频,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我觉得北大的校长就应该是这样的。(掌声)
 
我记得自己在北大的时候有很多的苦闷。一是普通话不好,第二英语水平一塌糊涂。尽管我高考经过三年的努力考到了北大——因为我落榜了两次,最后一次很意外地考进了北大。我从来没有想过北大是我能够上学的地方,她是我心中一块圣地,觉得永远够不着。但是那一年,第三年考试时我的高考分数超过了北大录取分数线七分,我终于下定决心咬牙切齿填了“北京大学”四个字。我知道一定会有很多人比我分数高,我认为自己是不会被录取的。没想到北大的招生老师非常富有眼光,料到了三十年后我的今天。(掌声)但是实际上我的英语水平很差,在农村既不会听也不会说,只会背语法和单词。我们班分班的时候,五十个同学分成三个班,因为我的英语考试分数不错,就被分到了A班,但是一个月以后,我就被调到了C班。C班叫做“语音语调及听力障碍班”。(笑声)
 
我也记得自己进北大以前连《红楼梦》都没有读过,所以看到同学们一本一本书在读,我拼命地追赶。结果我在大学差不多读了八百多本书,用了五年时间(掌声)。但是依然没有赶超上我那些同学。我记得我的班长王强是一个书癖,现在他也在新东方,是新东方教育研究院的院长。他每次买书我就跟着他去,当时北大给我们每个月发二十多块钱生活费,王强有个癖好就是把生活费一分为二,一半用来买书,一半用来买饭菜票。买书的钱绝不动用来买饭票。如果他没有饭菜票了就到处借,借不到就到处偷。(笑声)后来我发现他这个习惯很好,我也把我的生活费一份为二,一半用来买书,一半用来买饭菜票,饭票吃完了我就偷他的。(笑声掌声)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班的同学当时在北大,真是属于读书最多的班之一。而且我们班当时非常地活跃,光诗人就出了好几个。后来挺有名的一个诗人叫西川,真名叫刘军,就是我们班的。(掌声)我还记得我们班开风气之先,当时是北大的优秀集体,但是有一个晚上大家玩得高兴了,结果跳起了贴面舞,第二个礼拜被教育部通报批评了。那个时候跳舞是必须跳得很正规的,男女生稍微靠近一点就认为违反风纪。所以你们现在比我们当初要更加幸福一点。不光可以跳舞,而且可以手拉手地在校园里面走,我们如果当时男女生手拉手在校园里面走,一定会被扔到未名湖里,所以一般都是晚上十二点以后再在校园里面走。(笑声掌声)
 
我也记得我们班五十个同学,刚好是二十五个男生二十五个女生,我听到这个比例以后当时就非常的兴奋(笑声),我觉得大家就应该是一个配一个。没想到女生们都看上了那些外表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男生。像我这样外表不怎么样,内心充满丰富感情、未来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女生一般都看不上。(笑声掌声)
 
我记得我奋斗了整整两年希望能在成绩上赶上我的同学,但是就像刚才吕植老师说的,你尽管在中学高考可能考得很好,是第一名,但是北大精英人才太多了,你的前后左右可能都是智商极高的同学,也是各个省的状元或者说第二名。所以,在北大追赶同学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尽管我每天几乎都要比别的同学多学一两个小时,但是到了大学二年级结束的时候我的成绩依然排在班内最后几名。非常勤奋又非常郁闷,也没有女生来爱我安慰我。(笑声)这导致的结果是,我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得了一场重病,这个病叫做传染性侵润肺结核。当时我就晕了,因为当时我正在读《红楼梦》,正好读到林黛玉因为肺结核吐血而亡的那一章,(笑声)我还以为我的生命从此结束,后来北大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现在这种病能够治好,但是需要在医院里住一年。我在医院里住了一年,苦闷了一年,读了很多书,也写了六百多首诗歌,可惜一首诗歌都没有出版过。从此以后我就跟写诗结上了缘,但是我这个人有丰富的情感,但是没有优美的文笔,所以终于没有成为诗人。后来我感到非常的庆幸,因为我发现真正成为诗人的人后来都出事了。我们跟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诗人海子在一起写过诗。后来他写过一首优美的诗歌,叫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们每一个同学大概都能背。后来当我听说他卧轨自杀的时候,嚎啕大哭了整整一天。从此以后,我放下笔,再也不写诗了。(掌声)
 
记得我在北大的时候,到大学四年级毕业时,我的成绩依然排在全班最后几名。但是,当时我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心态。我知道我在聪明上比不过我的同学,但是我有一种能力,就是持续不断的努力。所以在我们班的毕业典礼上我说了这么一段话,到现在我的同学还能记得,我说:“大家都获得了优异的成绩,我是我们班的落后同学。但是我想让同学们放心,我决不放弃。你们五年干成的事情我干十年,你们十年干成的我干二十年,你们二十年干成的我干四十年”。(掌声)我对他们说:“如果实在不行,我会保持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到八十岁以后把你们送走了我再走。”(笑声掌声)
 
有一个故事说,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一是雄鹰,靠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了上去。我们这儿有很多雄鹰式的人物,很多同学学习不需要太努力就能达到高峰。很多同学后来可能很轻松地就能在北大毕业以后进入哈佛、耶鲁、牛津、剑桥这样的名牌大学继续深造。有很多同学身上充满了天赋,不需要学习就有这样的才能,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我的班长王强,他的模仿能力就是超群的,到任何一个地方,听任何一句话,听一遍模仿出来的绝对不会两样。所以他在北大广播站当播音员当了整整四年。我每天听着他的声音,心头咬牙切齿充满仇恨。(笑声)所以,有天赋的人就像雄鹰。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有另外一种动物,也到了金字塔的顶端。那就是蜗牛。蜗牛肯定只能是爬上去。从低下爬到上面可能要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两年。在金字塔顶端,人们确实找到了蜗牛的痕迹。我相信蜗牛绝对不会一帆风顺地爬上去,一定会掉下来、再爬、掉下来、再爬。但是,同学们所要知道的是,蜗牛只要爬到金字塔顶端,它眼中所看到的世界,它收获的成就,跟雄鹰是一模一样的。(掌声)所以,也许我们在座的同学有的是雄鹰,有的是蜗牛。我在北大的时候,包括到今天为止,我一直认为我是一只蜗牛。但是我一直在爬,也许还没有爬到金字塔的顶端。但是只要你在爬,就足以给自己留下令生命感动的日子。(掌声)
 
我常常跟同学们说,如果我们的生命不为自己留下一些让自己热泪盈眶的日子,你的生命就是白过的。我们很多同学凭着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北大,但是北大绝不是你们学习的终点,而是你们生命的起点。在一岁到十八岁的岁月中间,你听老师的话、听父母的话,现在你真正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我们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些让自己感动的日子,你才能够感动别人。我们这儿有富裕家庭来的,也有贫困家庭来的,我们生命的起点由不得你选择出生在富裕家庭还是贫困家庭,如果你生在贫困家庭,你不能说老爸给我收回去,我不想在这里待着。但是我们生命的终点是由我们自己选择的。我们所有在座的同学过去都走得很好,已经在十八岁的年龄走到了很多中国孩子的前面去,因为北大是中国的骄傲,也可以说是世界的骄傲。但是,到北大并不意味着你从此大功告成,并不意味着你未来的路也能走好,后面的五十年、六十年,甚至一百年你该怎么走,成为了每一个同学都要思考的问题。就本人而言,我觉得只要有两样东西在心中,我们就能成就自己的人生。
 
第一样叫做理想。我从小就有一种感觉,希望穿越地平线走向远方,我把它叫做“穿越地平线的渴望”。也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渴望,使我有勇气不断地高考。当然,我生命中也有榜样。比如我有一个邻居,非常的有名,是我终生的榜样,他的名字叫徐霞客。当然,是五百年前的邻居。但是他确实是我的邻居,江苏江阴的,我也是江苏江阴的。因为崇拜徐霞客,直接导致我在高考的时候地理成绩考了九十七分。(掌声)也是徐霞客给我带来了穿越地平线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也下定决心,如果徐霞客走遍了中国,我就要走遍世界。而我现在正在实现自己这一梦想。所以,只要你心中有理想,有志向,同学们,你终将走向成功。你所要做到的就是在这个过程要有艰苦奋斗、忍受挫折和失败的能力,要不断地把自己的心胸扩大,才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  

第二样东西叫良心。什么叫良心呢?就是要做好事,要做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别人的事情,要有和别人分享的姿态,要有愿意为别人服务的精神。有良心的人会从你具体的生活中间做的事情体现出来,而且你所做的事情一定对你未来的生命产生影响。我来讲两个小故事,讲完我就结束我的讲话,已经占用了很长的时间。
 
第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企业家和我讲起他大学时候的一个故事,他们班有一个同学,家庭比较富有,每个礼拜都会带六个苹果到学校来。宿舍里的同学以为是一人一个,结果他是自己一天吃一个。尽管苹果是他的,不给你也不能抢,但是从此同学留下一个印象,就是这个孩子太自私。后来这个企业家做成功了事情,而那个吃苹果的同学还没有取得成功,就希望加入到这个企业家的队伍里来。但后来大家一商量,说不能让他加盟,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大学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体现过分享精神。所以,对同学们来说在大学时代的第一个要点,你得跟同学们分享你所拥有的东西,感情、思想、财富,哪怕是一个苹果也可以分成六瓣大家一起吃。(掌声)因为你要知道,这样做你将来能得到更多,你的付出永远不会是白白付出的。
 
我再来讲一下我自己的故事。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我一直比较具备为同学服务的精神。我这个人成绩一直不怎么样,但我从小就热爱劳动,我希望通过勤奋的劳动来引起老师和同学的的注意,所以我从小学一年级就一直打扫教室卫生。到了北大以后我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每天为宿舍打扫卫生,这一打扫就打扫了四年。所以我们宿舍从来没排过卫生值日表。另外,我每天都拎着宿舍的水壶去给同学打水,把它当作一种体育锻炼。大家看我打水习惯了,最后还产生这样一种情况,有的时候我忘了打水,同学就说“俞敏洪怎么还不去打水”。(笑声)。但是我并不觉得打水是一件多么吃亏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是一起同学,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同学们一定认为我这件事情白做了。又过了十年,到了九五年年底的时候新东方做到了一定规模,我希望找合作者,结果就跑到了美国和加拿大去寻找我的那些同学,他们在大学的时候都是我生命的榜样,包括刚才讲到的王强老师等。我为了诱惑他们回来还带了一大把美元,每天在美国非常大方地花钱,想让他们知道在中国也能赚钱。我想大概这样就能让他们回来。后来他们回来了,但是给了我一个十分意外的理由。他们说:“俞敏洪,我们回去是冲着你过去为我们打了四年水。 ”(掌声)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有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你有饭吃肯定不会给我们粥喝,所以让我们一起回中国,共同干新东方吧。”才有了新东方的今天。(掌声)
 
人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但是有的人一生过得很伟大,有的人一生过得很琐碎。如果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们一定能把很多琐碎的日子堆砌起来,变成一个伟大的生命。但是如果你每天庸庸碌碌,没有理想,从此停止进步,那未来你一辈子的日子堆积起来将永远是一堆琐碎。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同学能把自己每天平凡的日子堆砌成伟大的人生。(掌声)
 
最后,我代表全体老校友向在座的三千多位新生表一个心意,我代表全体老校友和新东方把两百万人民币捐给许校长,为在座同学们的学习、活动和成长提供一点帮助。(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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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朋友的blog里面读到这个,转发过来。虽然我和这帮新生已经差距10年了,但读完之后还是受益匪浅。过去的一年有一段时间,觉得很无聊,感觉有点像《士兵突击》里面红二连二排五班的四个老兵一样....好在这次回国,使我终于走了出来。总不能每天想着“怎么发现小时候的目标都基本实现了呢”,然后就知足常乐,洗洗睡了;也得学学许三呆子,好好活,做有意义的事。
27 giugno

在许多感动之后——北大法学院2008年毕业欢送会致辞(2008/6/23)

            无论你何种心情,这一天还是来了;居然来了;或,终于来了。

            但我不打算太多关注校园,因为过去半年来扎了堆的意外!二月,冰雪冻住了南中国。三月,拉萨的浓烟;全球华人呐喊:做人不能太CNN”。四月,埃菲尔铁塔下,金晶抱着火炬,那感动了整个中国的羸弱但坚强的身姿。然后是五月和六月,撕裂大地和河流、也撕裂亿万中国人肝肠的特大地震,以及那些背着生者走出死亡、背着死者走出瓦砾的,比你更年轻的中国军人……

            我们流了许多泪水,和中国一起;此刻的你,还会感动吗?

            这注定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情感大起大落,一场最生动的毕业教育;你更多理解了自己,理解了中国,理解了这个相当复杂,不只有温情,还有险恶、有时还很残忍的世界和自然界。银杏树叶日见浓厚的那个早上,在排队献血的长长队伍中,我看到了你,和你的选择。你的身影告诉我,你的成长;然后,学位帽的流苏一闪,你走进了这个刚刚举行了110周年校庆的大讲堂……

            代表北大法学院,我欣慰地也真诚地祝贺你们毕业!

            预言当下是危险的。但我还是想说,多少年后,2008年不仅是你,更可能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具标志性的年份之一。不仅仅因为上述事件以及一个半月后的奥运,更因为你、我以及无数中国人在这一系列事件中的直觉、情感、思考和行动。一个利益和情感紧密交织的中国正在发生,穿越了生死于斯的村落、县乡甚或省市,也不再限于政界、商界或知识界人士。打湿中国的泪水,涌向汶川的志愿者和救灾物资,低垂的国旗和驻足的行人,以及舰、船、火车、汽车和工厂三分钟的悲鸣,重新锻造了我们每个人、这个国家以及每个个体与这个国家和世界的关系。

            我看到了共和国;我看到了共同体。

            这当然有,却不仅仅是人性和善良;更不因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否则,死难更多的缅甸风灾为什么没有激起你我同等强烈的悲痛?奥运火炬传递为什么在各国会有如此不同的经历?以及为什么,尽管华人抗议,还是有许多美国人不知道、也没打算知道卡弗里先生究竟说了些什么?至少今天,民生与福利,民主和宪政,仍然、并只能以民族国家为边界展开。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对利益共同体缺乏认同,对共同的基本利害缺乏感知,他们就还只是法律定义上的而不是自觉的公民;所谓民主就不无可能导致战乱和分裂——想想10多年来版图一次次被切割的南斯拉夫以及今年2月间自行宣布独立的科索沃!而所谓宪政不仅可能成为一个地理国家的政治闹剧,更会是那里民众日常的生活悲剧——想想几年来爆炸声持续不断的阿富汗和伊拉克!

            说这些也许boring的话,不仅仅因为你我是法律人。精神洗礼或情感升华固然重要,仅此却不足以应对当今世界,甚至不足以有效展开你个人的未来生活。需要更有穿透力地思考、感受和理解社会,智慧地洞悉幽暗的人性,看到那些也许恰恰因为情感强烈、我们才有意无意拒绝看和思考的东西,并行动。

            是的,我们愤怒于某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偏见或成见,但那非常的愤怒也暴露了我们曾有过非常不切实际的期待,而这本身就是偏见。为什么如此期待别人对自己全面客观甚至正确的评价?其中难道没有一点深刻的不自信,甚或自卑?而创造者会以行动和作品创设标准!当然应当批评CNNBBC或德国《镜报》不理解甚至妖魔化中国,但怎么可能期待他们同你我一样、甚至比你我更理解这个国家?更别说热爱了。而你我又真的理解我们自己,或他们?卡弗里先生的刻薄言辞确有种族歧视的嫌疑,但不无可能,他试图以很黄很暴力的语言争夺收视率;如果这一猜测不错,那么你我有理由分享的情感反应,在一定意义上,是不是又有点很傻很天真?即使他真的仇视中国,那也正常——你怎么可能期待世界上每个人都对中国友好?正如不可能期待每个人对你真诚一样——除非你准备上当受骗!《让世界充满爱》是期盼,恰恰因为这个世界还没有,也许永远都不会充满爱。仅仅歌声,改变不了世界!

            我们关心别人的看法,会努力沟通,必要时也将抗争。但看法,和爱情、友谊、信任乃至你未来的事业一样,不可强求;强求会使一切变质。中国和中国人的世界形象,说到底,要靠你我的长期努力。相信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善良和判断力,但首先自信:我们正在创造一个强大的、更是伟大的中国!

            还回到汶川地震。灾难使我们血脉相连,但要清醒意识到,这种心心相印未必,甚至就不会持久。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曾有过生动描述;涂尔干的《社会劳动的分工》则有过理分析。情感是来得快,可能去得也快;和灾难不一样。而一旦生活回归常规,斤斤计较、勾心斗角甚或贪婪卑下,也会如野草重新占领它的领地。灾难考验个体的选择,但它不改良人性,因此谭千秋老师安息了,而我们的一位校友范跑跑老师则闹出了很多动静;灾难也不是长效的道德保洁剂,否则诺亚方舟的大洪水或肆虐的黑死病早该把人类带进天国了!事实上,这次地震同样没能挡住某些罪恶的手伸向死者的财物。而我们如此动情,相当程度上应归功于发达的媒体,特别是电视。触目惊心触景生情,人类更多是依赖图像感知世界和自我的生物。我们很容易震惊于如山的废墟、成片的特别是儿童和孩子的尸体,乃至废墟间小郎铮的一个敬礼就让多少人潸然泪下;否则,8.0级、特大地震、近10万人死亡和失踪,在我们心中几乎就是一些抽象的文字或数字。

            不是苛求或批判,但也不是宽容,我只想暴露,你我在内,人类的一些弱点。永远不要低估这些至今没多少改变的人类弱点。

            甚至,我想说,地震后的许多慷慨,尽管发自内心的善良,却不仅仅因为善良,至少部分地,因为我们的人民更富裕了,国家也更强大了。许多个人才可能成百上千、甚至上万的捐款,捐出的也不再是穿旧或退出街头风景的衣物;才有人能够自行驾车甚至打的千里迢迢去当志愿者。中国政府才可能一个多小时即启动了,并在几天内运送了,10多万军人武警进入灾区;震后一个月就制造和调运了上百万顶帐篷和十多万套活动房。是,富裕不等于善良,但极度贫困甚至会剥夺善良。一个强大的祖国不可能仅仅是情感的,她还必须拥有巨大的物质财富!其实,我们从来善良;但只是这一次,在整个世界面前,中华民族才得以展现令我们自身也震撼的强大的善良;而正是30年来的改革开放,为我们的人性在这一刻的饱满释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还算一个毕业致辞吗?冷酷说教中还夹带了政治不正确!但替代公式化毕业致辞的并非只是柔软地想起这个校园。面对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我们必须超越昨天和自己;我们拥抱,却不止步于感性和温情!而且,我相信,无论如何,这都会是你心中最好的校园,留下了你的一段刻骨铭心;种种失意,哪怕是失望,时光打造,都会成为你回忆中的亲切。其实,记住这一点也就够了:贺岁之夜的广场上,这个大学的校长为你们,更为了你们,唱着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

            真的,我相信,即使流了许多泪水之后,今晚,上元居的散伙饭上,我仍会看见你盈盈的泪光!

            祝福你们,我祝福你们了。

朱苏力

2008622日改定于北大法学院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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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此文以祝贺弟弟,杨博士,以及所有这个夏天毕业的朋友!祝福你们!!

 

11 giugno

五月份的月度教师之郭大立(转载自北大城环学院主页)

[教师简介]
郭大立,1971年生,博士,副教授。1992年7月,在南京农业大学获学士学位;1995年7月,从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2001年12月,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生态系统生态学、根系生理生态学和空间统计学在生态学中的应用。在Journal of Ecology、New Phytologist、Oecologia、Landscape Ecology等发表多篇论文。现在本科开设“土壤学及实验”、“野外生态学土壤地理及土壤生态系统部分”两门课程,针对研究生开设“地下生态学”。
[学生心中的老师]
我眼中的郭老师(1)-- 常文静
马上要毕业了,恰好利用这次机会感谢一下我的导师-郭老师。
 
为人师表,温文儒雅,平易近人,可亲可敬是郭老师给每个学生的印象,非常庆幸自己能跟随郭老师度过两年的研究生生活。

在平时的科研中,郭老师学识渊博,思维敏捷。对于某个问题总能分析的非常透彻,为我们答疑解惑,指点迷津。老师讲课非常认真,总是能给学生提供最新的信息,总是能深入浅出,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望。去年老师获得了校级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一等奖第一名的好成绩,这是当之无愧的。他培养了我们科学的思维方式,这点很重要,无论以后我们干什么,这样的培养对于今后的发展都很有用。

两年中随老师出差多次,每次都留下了深刻的回忆。在野外采样时,郭老师总是干的最多,同时给我们讲一些有趣的故事,启发大家对于科研的认识,激发我们的兴趣。郭老师在野外非常的活跃,看的出来他非常的热爱大自然,从老师的身上我认识了一个真正生态学家的风范。

平时生活中,郭老师对学生非常的照顾。他记得每个学生的生日,让我们每个人都很感动。中秋节请大家到他家做客,给我们一种家的温暖。平时经常给大家改善生活,主张我们劳逸结合。在家里,郭老师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老师经常给我们讲5岁小女儿的轶事,逗的我们哈哈大笑。繁忙的科研工作中,他每周六是用来陪家人的。
最后再次感谢郭老师两年来的教导和帮助,在以后的日子里,老师永远是我的榜样。
(作者系生态系05级硕士生)
 
我眼中的郭老师(2)-- 陈曦

郭老师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无论何时去找他,总是发现他在与人谈话交流。每次的对象也都不同,有时是其他老师,更多时候是各种各样的学生,他的研究生,上他课的同学,他当班主任的那个班的同学,一些低年级的想对科研了解更多的孩子……无论对谁,郭老师总是倾其所有,推心置腹的给予指导和帮助,而且常常举一反三,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同时,郭老师又非常忙,需要讲课,需要读文章,写文章,需要指导研究生和几个本科生的科研项目……这样的对比,更让我对郭老师多了几分钦佩。能够放下这么多重要的事情,花费大量宝贵的时间,不厌其烦的解答我们各种各样的问题,真的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做到的。但是郭老师就做到了,而且做得那么好。所以,即使仅从这一点上来说,郭老师就是不可多得的一位好老师。
 
上过郭老师课的同学都知道,他的课从来都是由浅入深,直到学术最前沿,既重点突出,又不拘泥于所讲内容,极富发散性。知识的广博与深入,彰显出郭老师在学术上的科研水平;流畅的语言,优美的英文,体现出郭老师在理科之外深厚的文学功底;而精美的ppt,更是凝聚了郭老师大量的心血。可以说,郭老师是我大学四年所见过最好的老师之一。
 
最后,只希望对郭老师说一句话,谢谢您,郭老师,您真的做得很好了。我们衷心的希望您多注意身体,多花些时间陪陪您五岁的女儿。
(作者系生态学系04级本科生)

[访谈记录] 
在进入郭老师办公室之前,作为采访者的我们都有点不安,因为这是第一次接触郭老师,很怕自己会紧张到说不出话来。但是,实际上,在看到郭老师的时候,这种疑虑就一扫而过,而且,和他的谈话是非常的轻松和愉快的……

St:郭老师,这次的月度教师由院团委举办,主要是为了宣传老师,同时让同学们更能对我们学校的老师有所了解,更希望的就是通过老师,带给同学们带来一些帮助。郭老师,可不可以请您谈谈您认为现在的研究生应当具备什么样的品质?您对您的研究生又有怎么样的要求呢?
Guo:关于研究生素质,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有“独立性”,这个独立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就是思想上要有独立性,二就是在做事情上面要有独立性。同学们来念研究生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有出于兴趣选择科研而读研究生的,也有将研究生作为就业前的过渡的,所以难免有同学对自己的目标不够明确,不能投入。不能将在学问上的进步看作是自己的事,表现出事事靠老师的状况。如果读研究生是自己认真思考后做出的选择,那么研究生阶段的几年时间你就不会让它轻易流失。尤其是对研究确实有兴趣的同学,一般都会有明确的目标,也很有干劲,会积极、主动地努力去做好。现在很多的情况是老师帮着学生定研究的课题,学生不主动地去找老师,而是老师告诉学生怎么做,这样,学生不会独立思考,更不会有机会去挑战老师。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是对科研不敢兴趣,就不要去选择;如果选择了,就要认真做,就要按照高标准要求自己。我真的觉得当研究生,就应该真心实意地喜欢自己的领域,否则读研究生真是一件痛苦的事。
在我们系里,每个研究小组都有定期的讨论会,或报告自己在科研上的进展,或研讨文献,其实就是为了鼓励同学们多思考,多提问题。现在正是毕业的时候,所谓的优秀和不够优秀学生之间的区别就是在于谁把论文当成自己的事全身心地去做了,谁钻进去了。
 
St:郭老师听说您对社会科学以及哲学也有涉猎,可以谈谈你的看法嘛?
这只是出于个人的兴趣,其实很多老师都有广泛的阅读习惯。对研究生来说,有一个较宽的知识结构是必要的。一方面,如物理学家David Bohm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人)一直说的,科学的发展,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学科的细化,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知识的破碎化。我自己就在一个狭窄的领域里做研究,就像是“瞎子摸象”一样。现在的确应该提倡多学科的整合。从学生阶段开始就注重全面扩展自己的知识面,一定会为将来的工作打个好基础。

还有,对于研究生来说,科学方法论也很重要,基础研究往往致力于对自然界的描述,这种描述是通过特定的科学方法来实现的,比如假说的提出和检验。但所谓的假说、概念,理论等等都是人创造的,与客观现实相比都有不准确、模糊甚至错误的地方。对科学方法论的学习有助于更好的认识现有知识的缺陷,从而敢于去怀疑,敢于批判地看待知识。
 
St:郭老师,请问您怎么看待生活、工作之间的互相协调?
Guo:“Nature”上有一篇文章,给你们看看,(起身找给我们看,一篇名为“What makes a good PhD student”),它讲得就是要当一个科学家,几乎是没有什么个人生活的,在读研究生、博士、博士后,到工作的前五年,工作可能是最重要的事。这有的时候不是你能选择的。有很多比你更聪明的人在夜以继日地工作,要想做出点有价值的东西真的得全身心地投入。而休息则是为了更好地工作。不知你们最近看了电影《钢铁侠》没有?这片子的主角是个天才,但是你看他有自己要做事的时候,就把自己关在地下室里面,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制造他的盔甲。选择了科学研究,就要有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思想准备。当然,工作也需要讲效率。大部分人做不到长时间高强度地工作,我想在时间管理上不妨用工作-休息-再工作的方式。拿出一两个小时,排除一切干扰,专心一意地做完一件事。好好休息半小时,再投入工作。这样也许效率更高。研究生阶段是做研究的最好时光,一定要好好把握,让自己用 120%的心去投入,尽快地“进入状态”。
 
St:郭老师,您对您自己带学生方法有什么心得体会嘛?
Guo:我觉得研究生还是要引导,一般本科阶段在科研方面的训练有限,硕士一开始时可能比较茫然。也许划定一个范围可以使同学们的目标更明确些。我尝试过出三到四个题目让研究生选择,同时就这几个问题给他们提供一些相关文献,让他们自己去把问题细化,提出假设,设计实验等。另外我尽量鼓励研究生们不停地读文献(最好每天读一篇),不断地接受新的观点,这样就可以不停地思考。还有就是一定得提高书面、口头表达能力,研究成果必须要和别人交流。我感觉很多时候同学们写的东西太复杂,我常跟同学们说你想想你写得东西念给你没有读过大学的奶奶听,如果她听不懂,那就需要表达得更清楚,其实就是更简单明了。
 
St:郭老师,最后再给我们同学说几句您想说的吧?
Guo: 读研究生至少要投入几年时间,所以慎重选择很重要。同学们一定要要分析自己的特点,自己的兴趣,要倾听你自己内心深处究竟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生,然后义无反顾地去追求。
 
St:谢谢郭老师,占用您这么多时间。
……
一点说明:
如同我们前面采访过的两位老师一样,郭老师也是一位非常谦虚低调的老师,关于他自己所作出的成绩,他一点也不肯透露给我们,我们只能从非常有限的一些资料中查到他的成果中的很小一部分,请郭老师与熟知他的人原谅。
                                        (作者系城环学院研究生会学术部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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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我也算是郭老师的学生之一,虽然没有上过他的课(一大遗憾啊)! 不说什么了,一句话,就是我的榜样!恭喜郭老师,所有您的学生都会感到高兴的!
27 maggio

北川地震寻母记(转载)

一个老师(Qian Hong)给我发过来的,虽然很长,但我是一口气看完了。非常真实,可以看到一些从国内官方媒体上看不到的东西。非常感人,也引人深思。让我想起了01夏天我们在湖南、广西等边远亚热带山区考察的情景。
未来1-2年一定要去川西北看看! 
最后引用一句作者的话:“人活着就是幸福,活着再做个好人才是真正的幸福”。
21 maggio

恭喜吴晗喜得千金

最近的一段时间真是tough,不过还是有些好消息。今天早上8点正在给学生上TA的section,突然收到吴晗打来的电话。我们的小侄女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母女平安。真是高兴啊......不过也有些惭愧,作为十几年来最铁的哥们之一,当初他们结婚我就没去参加,这次之前也好久没有联系了。等到10月份SSSA年会时再去Houston看你们!Btw,前几天,我们UCSC的同学Ding Ling也是母子平安。最近一直郁闷的心情也渐渐地好了起来......

20 maggio

紧急倡议书(北京大学校友网)

 
尊敬的各位学长,亲爱的各位校友,海内外全体北大人:
 
西南巨灾,死伤枕藉。同胞罹难,感同身受。关山迢递,难阻血脉相连。四海同根,联结骨肉至亲。逝者长眠,生者哀恸。鳏寡孤独,何去何从。
 
众所周知,由于地震发生在中小学生集中上课时间,很多幼小的生命被巨灾吞噬。片刻前还书声朗朗,竟转瞬生死别离。我们为每一个逝去的孩子祈福,愿他们一路走好;我们为每一个幸存下来的小生命而热泪盈眶,因为他们是明天的希望。静心沉思,我们不禁又为这些孩子的明天担忧。他们很多人失去了温馨的家庭,相依的至亲,要好的伙伴,失去了原本属于他们的幸福童年。原本干净整洁的校舍尽皆垮塌,求索知识的道路戛然而止。当我们看到废墟中伸出的那稚嫩的小手,不仅潸然泪下。这是他们真诚的召唤,而这种召唤是我们全体北大人的责任。
 
北京大学自建校那一天起就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相关,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每个关键时刻都发出了历史的最强音。“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北大人始终怀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拥有一颗兼济天下、悬壶济世、悲天悯人的红心。在危机与灾难面前,北大人从不选择沉默。在祖国最需要我们的时刻,北大人义不容辞。 
      
我们在此呼吁各位校友慷慨解囊,设立“北大校友汶川赈灾专项基金”,以北大校友的名义为灾区捐建学校,为在地震中失去亲人的孩子提供一个受教育的机会。在目前灾区交通运力紧张的情况下,我们期望各位校友以捐款为主,待到交通恢复正常之后,各位校友宜各尽所能,为筹建学校提供各种形式的捐助(如支教、图书、教学设备等)。 
      
值此举国哀悼、寰宇恸怆之际,我们向海内外全体北大学子发出呼吁,发扬中华民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美德,为灾区的孩子创建一片蓝天,为灾区的大地播下希望的种子。“新松恨不高千尺”,我们坚信有了大家的帮助,灾区的孩子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茁壮成长、巨木成林。让我们携起手来,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北京大学校友会 
2008年5月19日
      
      附:捐赠方式
      
      1、 银行转帐:
      收款人名称及帐号: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0200004509014477781
      开户行及地址: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海淀西区支行营业室
      (可以缩写为:工行北京海淀西区支行)
      捐赠备注:北大校友汶川赈灾专项基金
      
      2、邮局汇款:
      汇款地址:北京大学镜春园75号院
      收款人: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邮编:100871
      捐赠备注:北大校友汶川赈灾专项基金
      
      3、现金捐款:
      校 友 会: 北京大学理科二号楼2147室(英杰交流中心东侧)
       联系电话:010-62751281
      教育基金会:北京大学镜春园75号院113室
      联系电话:010-62758419 010-62763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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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很多人一样,这些天我也是一直在看CCTV和四川TV的直播,真是“我为你流泪,也为你自豪”。最痛心的就是那些被废墟掩埋的中小学生了。身在国外,很想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希望各位北大校友响应母校的号召。有了教育和孩子,我们就有未来。
 
Btw,我的腿已经彻底好了。现在就是一边做TA,一边做温室的实验。大概6月中旬就结束了,7月1日就可以回国了。三年了,真的等不及了。